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我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就中原地区来说，①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铜器的冶铸已趋向成熟，从而进入到青铜器时代。[6]至于我国古代的人工冶铁，就中原地区来说大致始于公元前8世纪初的西周晚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公元前5世纪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7]因此，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期，是我国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铜铁并用时期”。齐桓公和管仲主要活动于春秋中叶，《国语·齐语》所记管仲相齐之事正发生于这一时期。因此，本文对有关考古发现的梳理和考察即以春秋时期为主，前后兼及商代、西周和战国时期。

    首先，考察先秦时期的兵器。在我国古代，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兵器就开始了它的青铜器化进程。在整个青铜器时代，无论是戈、矛、剑、戟、斧、钺还是箭镞等，各种兵器主要都是用青铜制造的。即使进入到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各种兵器仍然主要是青铜制品。这已经为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明，是毫无疑问的。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人工冶铁的出现和铁器时代的到来，兵器随之开始了它的铁器化进程。我国目前发现的中原地区最：为古老的人工冶铁制品，主要是兵器。如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3件人工铁器，年代为西周晚期，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其中包括玉柄铁叶剑、铜内铁援戈和铜骰铁叶矛各1件，均为兵器。[8](P126、530)就整个春秋时期的铁器来说，铁兵器也有相当数量。据初步统计，迄今发现的可辨器形的春秋铁器计51件，其中铁兵器为18件，约占总数的35％左右，包括铁剑、铜柄或金柄或玉柄铁叶剑、铜内铁援戈、铁铤铜镞等。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铁剑，整器用碳钢锻造加工而成，[9]是目前所知最为古老的全铁制兵器，说明春秋晚期全铁制兵器已经出现。进入战国时期，兵器的铁器化进程大大加快，到战国晚期铁兵器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全铁制剑、戟、矛、殳等大量应用，并且出现了铁制防护装备——胄。如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晚期的44号墓，就一次性出土铁胄、剑、矛、戟、短剑等铁兵器51件。[10]正是西周晚期以来铁兵器的逐步发展，为我国古代兵器在汉代基本实现铁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这就表明，商代、西周的金属兵器的确主要是青铜制造的，但西周晚期随着人工冶铁的发生，铁制兵器也随之登上了历史舞台；春秋战国时期，兵器不仅用铁来制造，并且随着铁器工业的发展，铁制兵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与日俱增，开始了逐步取代青铜兵器的进程。

    其次，考察先秦时期的青铜农耕具。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我国商周时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青铜冶铸业获得了高度发展，但青铜农耕具的发展相对迟缓。我国青铜时代的开始虽然始于公元前2l世纪前后，但早于公元前16世纪的青铜农耕具迄今在中原地区尚未被发现。商代和西周时期，与青铜礼器、兵器及车马器的普遍应用相比，青铜农耕具无论种类还是数量虽然都十分有限，并且在当时的农耕活动中没有大量应用，[12]但青铜农耕具的确是存在的，主要是用作砍伐的斧和锛，用于土作和田间管理的铲、锸、锄、镬、镐和犁铧等，以及收割工具镰刀和铚刀等。尤其是到了春秋时期，青铜农耕具的种类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这一时期青铜农耕具的考古发现地点大大增加，出土数量明显增多，类型也趋于多样化了。[13]譬如，江苏六合县程桥2号春秋晚期墓出土青铜锸、铲、凿、齿刃镰刀各1件；[14]安徽舒城县九里墩春秋晚期墓出土铜斧、锛、铲、齿刃镰刀等青铜工具计15件；[15]安徽涡阳圣方楼一个东周时期的铜器窖藏出土铜锸、镬、镰刀和侄刀等农耕具80余件以及其他青铜器。仅就青铜镰刀来说，春秋时期既有锋刃镰，又有齿刃镰，仅齿刃镰刀(据1985年的统计)就至少在20多个地点发现55件以上，并且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式。[16]到了战国时期，青铜农耕具才同其他非金属农耕具一起，随着铁制农耕具的逐步普及而趋于消失。很显然，青铜虽然贵美，但在商周时期同样用于农耕具的铸造——尽管其种类、数量及应用程度远远不及青铜礼器、兵器及车马器等，尤其是春秋时期青铜农耕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是农耕活动中金属农耕具的主体。

最后，考察先秦时期人们对青铜和铁是否存在“美”与“恶”的认识问题。一般说来，未锻炼成钢的铁，其性能的确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这是事实。但如上所述，铁器出现之后的春秋时期，青铜和铁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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