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在接受西方“新”考古学营养的同时，又进行着有意无意的对抗。这可以看作是这门学科存在的动态现状。
 
    近２０年中，考古学“新”思想影响中国的实际成果基本停留在西著介译带来的观念冲击上，中国考古界的集体效应是“拿来主义”，一些易于操作的技术性手段如年代测定、花粉分析、动植物研究已经十分流行，甚至生态（环境）考古、聚落考古也成为广为使用的概念。但坦率地讲，这些工作与当年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发掘相比，并没有质的变化。传统考古学的激进批判者因此也没有认同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一个需要受到关注的现象是，在翻译局限与中西学术传统隔膜的双重作用下，“新”考古学理论或方法的渗透以一种混沌、含糊的方式作用于介绍者和被介绍者之间，“新”与“旧”的交锋在极其暧昧的状态下进行。对此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十分不易，但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暧昧能够大行其道、竟然在我们中间徘徊数十年之久？仅仅将考古学的历史学或人类学属性之争视作观念落后与进步分野，肯定失之简单。如何超越方法论、目的论的一厢情愿而对考古学现象进行直接的思考是我们应该面对而且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帕蒂·ＪＯ·沃森的一篇旧作（译）中（《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我们特别有幸地读到了有关宾福德自我怀疑的资料。宾福德是新（过程）考古学颇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但帕蒂·ＪＯ·沃森在检讨１９８５年考古学的解释时不无遗憾地发现，后期宾福德的思想中出现了怀疑论的端倪。宾福德主要是对推理之于考古学解释的危险性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我们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对推理而非直接观察的过分依赖已使我们学科的范式（用于描述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用于解释的概念系统）含混不清，也使观察与解释含混不分，它们共同置身于人工复原起来的关系中，因而导致了某些结论的荒谬性。”宾福德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我们对过去所进行的推理性复原的精确性，直接依赖于那些作为我们推理基础的前提观点的精确性，而我们既不能用考古记录也不能用那些复原起来的过去来验证那些作为前提的观点。
 
    在中国，因文化隔膜和对理论的缺乏兴趣，对“新考古学”除了虔心的介绍与不自觉的拒斥外，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正面的批评。相比西方学术总是被一大套具有哲学背景的理论包装之下，宾福德的这段自我怀疑的说辞倒是通俗易懂，揭开了这座“科学大厦”的结构性破绽，这或许印证了立难破易的古训。宾福德到底“破”了没有呢？我们依然没有底。但当读完帕蒂·ＪＯ·沃森先生的这篇大作，终于可以这样认为，宾福德的怀疑论至少与他的新考古学一样有道理。
 
    帕蒂·ＪＯ·沃森是个客观可敬的学者，但作了一篇并不成功的文章，她试图批判怀疑主义，结果倒可能助长了怀疑主义。帕蒂·ＪＯ·沃森对考古学前途“不感到过分的失望或盲目乐观”的依据有二，“第一，我知道绝大多数的田野考古学家一直在满怀信心地追寻真正的过去，虽然……未必完全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第二个原因是，我了解考古学的坚固后盾——‘真正的过去’不仅仅对……专业的考古学家，而且对那些业余考古学家和普通大众，同样是极具魅力的……”。一望便知，她说的是考古学存在理由，而宾福德怀疑的是考古学的科学前景。理由不需要通过科学论证，但考古学的前途能够取决于“坚固”的群众基础吗？
 
    帕蒂·ＪＯ·沃森对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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