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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此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三期说”更容易看作是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标志，因为它成就了以实物为内核的新的历史观。但当我们把“地层学”、“类型学”视作考古学的方法时，至少部分地犯了错误，因为我们先验地将考古发现看作是一种资料，而实际上地层学、类型学恰恰是从“年代（共存关系）”和“文化”的角度对考古学的对象——实物的一种证明或阐释。
这也让我们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纯洁性的坚守。曾几何时，“农业考古”、“民族考古学”被视为危险的概念，担心农学、民族学的介入会损害考古学的独立性，实际上，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农学、民族学不过是考古学的一种认知角度。当我们用农业起源这样一个题目与具体的考古发现联系起来的时候，与其说考古发现证明了什么，不如说是在用一种“模式”阐释发现的对象。同样，当我们用民族学的血缘社会概念解释一些考古的遗存对象时，至多会发生错误，但如果反过来用考古发现去证明母系社会，那就陷入了宾福德指出的结论与前提夹杂不清的泥淖。
考古学以实物为前提和目的，因此考古学语言在本质上必然是描述与归纳的。我们说，“考古学文化”是继“三期说”后最切合考古学本质的重要概念，因为两者都是一种纯粹的归纳与描述。新考古学试图用解释替代描述，但它所谓的解释，从根本上说是对“解释模式”的实物说明，是另一种层次的描述。当我们用“动力”的观念解释与国家文明诞生相关的考古现象时，与其说我们真正找到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我们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意义上找到了一种考古学现象的叙述方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新考古学在实现“目标”上遭遇到了挫折，但也丰富了考古学的描述语言，这应该是新考古学的最大成就。
上述论断的全部依据或许在于，考古学发现的古代世界永远是一个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核心依据就是实物遗存，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考古学的本质使命在于不断强化这象征世界的现代意义，一切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新成果，都是构架在现代与古代世界之间的桥梁。这桥梁是人类寻找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之路的必然延伸。多数考古学论著的结尾或许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人类的好奇性，我们希望从考古学中得到什么？这是一个容易被科学主义的思路误导的问题。我们说，现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在坚持的文物保护政策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还是回到帕蒂·ＪＯ·沃森的大作。她最后提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她认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纠缠于怀疑，“最好的关于发现与记录的理论可能是那些确保我们不再损失更多材料的理论”，考古遗存濒临消失，不加紧保护和抢救，我们对“真正的过去”将越来越远。但是，在怀疑论未得到有效清算之前，也就是说在我们工作的科学性未能确定之前，我们采取什么方法“有效地”进行资料的抢救工作？资料信息量的丰富难道不是取决于理论和方法的科学设计吗？帕蒂·ＪＯ·沃森在辩护“原则”上一退再退的背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考古学家其实就是一个彻底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与普通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区别在于，考古学家试图理解已经成为碎片的过去世界的完整意义，并把这个世界熔铸到实（古）物中去。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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