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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驳的“失误”无意中提出了考古学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迷失学科的本质？宾福德欲弃不能的“直接观察”是什么意思？帕蒂·ＪＯ·沃森将乐观信念寄托于“未必完全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的“田野考古学家”，大约是指“田野考古学家”总能挖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吧？俞伟超曾有个有趣的比较，他将西方新考古学与五十年代末期中国考古专业学生对统计陶片的厌倦情绪看作是同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物，这股潮流鼓动的是“透物见人”，但在新考古学的不懈追求下，令人生厌的器物分类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换成了望而生畏的概念堆砌。这或许正是宾福德的忧思所在？
考古学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学科覆盖面。当我们将现实的知识结构和无处不在的生活内容作为复原、重建和解释的参照时，考古学的触角似乎是无限的。但当我们将发掘视作“科学方法”的一次次实验、当我们费尽心血的知识积累轻易地被流行思潮左右的“科学理论”所抛弃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了传说中那个把自己的手脚绑上羽毛试图飞翔而又不断跌落的鸟人？我们试图挣脱实物的形式羁绊、超越“古物学”的“低层次”的学科水平，但总是发现我们其实都没能走得太远；我们设计目标，然后去解释与验证，过程设计得如同接力赛跑，结果发现，这些目标是分散而非连续的，所谓终点成了一个移动的幌子。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究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在理论掌控上的无为和无奈？
考古学需要确定一种常态，一种客观不移的稳定特征，并准确地把它表述出来。否则我们将注定是帕蒂·ＪＯ·沃森说的“未必完全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的“田野考古学家”。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答案甚至很简单，既然连宾福德离开“坛坛罐罐”没多远也感到了无助与迷茫，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归“坛坛罐罐”。我们认为，实（古）物就是考古学的前提与目的。当我们将实（古）物作为一种资料见证历史、复原历史或解释文化、推演人类行为时，其真实的意义恰好相反，我们是用历史的、文化的、人类行为的角度阐释实（古）物的丰富内涵与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说甲骨文的发现印证了《史记》中的殷王世系，体现了极高的研究价值，这对历史学而言，应该是对的，但在考古学的意义上，殷王世系恰恰成为证明甲骨文价值的资料。这里的甲骨文，指的是刚从泥土中翻出的、或者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刻着象形文字、在久远的年代里微透着幽邃光芒的动物甲骨。从考古学的角度，古埃及的历史永远不是曲尽其妙的文字（包括考古学家的文字），而是金字塔、木乃伊和镌刻、描绘神秘图案的石碑陶器。
实（古）物是历史的特殊载体，一种历史的象征性符号，考古学家的唯一责任就是用科学的、历史学的、人类学的方法阐释它，并转换成与时代的价值观、知识水平、文化需要相适应的文字描述。当我们以历史的形式或者从文化结构、社会组织的角度将实（古）物所指示的古代世界构筑成为一个逻辑完整的知识体系时，这知识体系依然是对实（古）物的描述和阐释。除非这一知识体系融入大历史的概念，而这或许就是学科特征的消失之时。说明这一点并不轻松，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明白的判断。
我们认为，这一判断可以将与考古学有关的现象联系、综合起来。
比如，为什么传统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乃至金石学理论的无序存在和混乱应用并没有影响考古学的生机？这些混乱不过反映了我们对学科现象的把握失度，一种迷失方向时的进退失据，一种表象。而实际的过程是，考古学从实物出发，而又回归实物，中间的过程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它可以像磁铁一样吸收一切有利的方法和手段，也可以对那些自以为是的理念弃而不理。它甚至不排斥一切妄自尊大的理论构架，只要其中包含合理的细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现”总是考古学的推进器。“理论”的痴迷者总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被“普通大众”趋之若鹜的“新发现”，或以发现方法是否科学作为接纳和拒斥的理由，但如果明白考古发现并不是一种资料而恰恰是考古学的对象，就会认识到这“直接观察”意义上的“新发现”或许正是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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