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世事沧桑，仍然保留有明清民居三百余幢，其中，保存完好的多达一百二十四幢。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脊斗，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在西递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种独特的边门，沿着门框雕刻着“商”字形图案，任何一个穿堂入室的人，都要从“商”之下走过。在徽州人看来，“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许承尧：《歙事闲谭》)，“商”字形图案或许正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具象。这让我记起了此前看过的一部徽商家谱。在那部家谱所附的一幅墓图上方，写着好几个“×××朝奉”的字样，令人相当吃惊。因为小时看“三言二拍”，“徽州朝奉脸”和“徽州朝奉口气”，总是明清小说中塑造反面人物性格的典型形象。绍兴师爷范寅在所著《越谚》中，也将“朝奉”二字列为浙东一带的“贱称”。其实，在徽州，就像高悬于芸芸众生头顶上这个“商”字形图案一样，朝奉却是一种受人敬重的尊称。徽州人口中的“朝奉”和“孺人”，相当于时下惯用的“先生”与“太太”。至于“朝奉”的由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清代前期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曾记载说，明太祖初定徽州，徽民夹道相迎，朱元璋垂询他们的身份，徽民皆自称“朝奉”。于是，洪武帝就顺水推舟道：“多劳汝朝奉的！”金口玉言，徽人便认为得了皇帝的集体加封。出身于黟县的清代考据学家俞正燮，查证出“朝奉”和“员外”是相同的涵义。因此，“朝奉”这个称呼在徽州的普及，就和“员外”在其他地区的普及是同样的。宋代称富人为“员外”，因为富人能够得到赐爵，但是在正员之外；而“朝奉”也正是与员外相似的“赐爵阶也”(《癸巳存稿》卷四)。稍后于俞正燮的著名学者梁章钜在所著《称谓录》中也有“朝奉”一条，他先是引用翟灏《通俗篇》中的考证说，秦始皇曾许富商乌氏倮为“朝请”，而徽州人中十之六、七是商人，所以自称“朝奉”，以表达对乌氏倮这位商界前辈的追慕。梁氏还指出，“朝奉”一词渊源有自，除了秦代有“朝请”外，汉代还有“奉朝请”，意思是“逢朝会请”，即每逢上朝便应召议事，并不实指某个官位。当时的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为“奉朝请”。到了宋代，才有了明确规定，“朝奉大夫”是从六品的官员，而“朝奉郎”则系正七品。梁氏最后总结说：朝奉，“在宋为官，今为掌质库之称”。梁章钜所说的“掌质库”，也就是指从事典当业的商人。这是因为：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白银使用的日益普遍，城乡居民对货币的依赖日益加深，各地都出现了常设的当铺，而经营当铺的主人几乎都是徽州人，因此，原先在徽俗中用以称呼富翁的“朝奉”二字，后来竟成了典当业主人的代名词。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鸳鸯蝴蝶派笔下“益大当”的马老先生，仍然是位循资累进的“头柜朝奉”(赵苕狂：《典当》)。 在明清时期，“徽州朝奉锡夜壶”一说，曾在江浙一带广为流传，徽商的形象是相当不佳的。《云间杂识》曾记载了这样一桩趣事：
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
在传统社会，“富人总是为穷人所怨恨，(而)外来的富人则更是遭到加倍的怨恨”(查姆•伯曼特：《犹太人》)。无论是在西方的犹太人，还是中国的徽州贾客，他们的境遇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徽州人或许并不比历史上出现过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啬。从总体上看，他们“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地缘性商人群体。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当时，儒家的道德规范已深深地影响着徽商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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