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墙黛瓦下站立的古董摊主(西递村民)，在他们纯朴的眼神底色上，分明增添了一丝精明和狡黠。粗略一翻，摊上的契约、文书数量着实不少。最早的似乎是清道光年间，最晚的则到民国。通常是将一张标着道光年号的租佃文书与民国时期铅印的契约粘在一起，中间加盖一枚看上去不算太旧的大印。其真赝也只有天知道了！
或许是历史的一种循环吧，数百年前，当徽州人因经商而囊丰箧盈之余，他们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价值。拥赀钜万的徽州人凭藉巨额的资产，大量收购金石、古玩和字画。最初，那只是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盲目模仿。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吴其贞：《书画论》)因此，不惜重价，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这种举动，曾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嘲笑。例如，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两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有人就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毛厕(沈德符：《飞凫语略》)。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新安商人不过是些附庸风雅的暴富财佬。当时，不少穷困潦倒的文人都挖空心思地骗取商人的钱财。明清两代，在苏州一带就出现了大批以制造假古董谋生的无行文人。据钱泳描述，书画、法帖的赝品当时称为“充头货”。作伪的方法很多，例如，买得翻板法帖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用新纸染色拓之，加盖收藏名家的图章，以充作宋刻，再用旧锦作装潢，外面套上檀木匣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冒充真宋拓了。故此，当我看到上述的契约文书时，就不由地想起了《履园丛话》中的这段描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董摊上全是赝品。在徽州地区，原先每年八九月份都在寺庙前集售各地古物，“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接触的赝品和真品既多，徽州人的鉴赏水平也日益精进，涌现出不少赏鉴名家，收藏精品也多“海内名器”(《书画论》)。于是，至迟到十六世纪，在东南的文化市场上，新安商人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谱”(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明代徽州人詹景风的《东图玄览编》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万历戊子夏，王司马山公、方司徒采山公，邀其饭于瓦官寺，寺僧舁一石刻升元阁图来观，图中有七指顶许小字及诸佛相，曰：“此凿池地下所得，吴中诸名公皆以为唐时石刻。”予曰：“不然，画法比北宋似过之，说唐却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又不及，殆五代人笔也。”已而，山公记忆曰：“元是五代李主年号，会阁成，僧来请名，后主遂以升元名之。”采山公大喜曰:“昔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其眼非吾新安人耶！”公默然。
这位“默然”的山公，就是明代文坛上著名的“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面对着徽州人“采山公”的一番炫耀，身为苏州府太仓人的“山公”，除了“默然”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时，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世贞就曾经说过，明初绘画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到明沈周的画幅，陡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还，“忽重宣德以至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觚不觚录》)所谓“吴人滥觞”，指的是苏州作为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王士性：《广志绎》卷二)而徽商作为后起之秀，居然取前者而代之，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近雅”的评价。(谢肇：《五杂俎》卷四)
对于古董我是外行，不过，摊上的不少线装书想来都是旧家故物。其中，有一部虫蚀斑斑的古书，令我颇感兴趣。书名是《断桥》，内容大概是曲剧之类的本子，旁边用“徽字”(徽州的俗字)注着唱曲的节拍。类似的曲本(如《凤求凰》、《秋声赋》、《陋室铭》之类)，在屯溪的明代建筑——“程氏三宅”中也曾经见到过。在明清时期，花、雅之争一直就存在。雅部即昆腔，士大夫都能清唱昆曲，形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李渔曾不无调侃地指出，富贵人家，平日里虽然听惯了嘈杂喧阗的弋阳、四平诸腔，“极嫌昆腔之冷”，但因世人“雅重昆曲，强令歌童习之”，尽管每听一曲，“攒眉许久，坐客亦代为苦难”(《闲情偶记》卷三)，但为了附庸风雅，却还是乐此不疲。乾隆年间，广陵的徽州盐商纷纷征集苏州名优，备蓄家班，一时间铺张炫异，争奇斗妍，扬州俨然成了昆剧的第二故乡，精谙工尺的徽州盐商亦不乏其人。在昆剧兴盛的同时，花部也迅速在扬州崛起。花部亦即乱弹，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草台戏。就是这种文人不齿的花部，经过邗上闻人、徽州盐商江春等人的提倡，而逐渐为绅商阶层所接受。到十九世纪前期，著名学者焦循就曾指出：“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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