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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缪钺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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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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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而竹林名士则喜亲山水。总之,竹林名士特重《庄子》,多怀山林隐逸之思,故其对政治之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然隐逸之士,不负政治上之责任,则虽清谈而不至误国。
清谈理论发展至西晋,以郭象为代表,其所理想之政治家,并非拱默无为,乃“有用之为,率性而动”。西晋名士如王衍贪恋禄位累居显职,好为空言而不肯负实际责任,是所谓清谈误国者。然而,王衍谈玄不过为一种装饰,并无深诣独得。他善趋风气,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西晋政治腐败,由于朝廷之宽纵,清谈末流适与此相应合。因此,“西晋清谈名士之祖尚浮虚,遗落世事,亦多因当时政治环境所造成,非必尽清谈理论使然也。”[7]清谈至东晋,在玄理上似已停止发展,好学深思之士多喜研讨佛义。谈玄能发新解者,亦出于名僧支道林。陈寅恪先生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中认为,东晋时清谈风气仍然弥漫,对当时政治社会仍多影响,故欲了解东晋政治之特殊形态,及当时政治家之特殊风度,亦不可不于清谈中求之。缪钺先生则以王导、谢安为代表,具体地论述清谈与东晋政治之关系。
东晋承西晋亡国之馀,重建新邦,颇有人主张以严厉之法治矫宽弛之积弊者。然东晋时清谈风气犹盛,其势仍可左右政治。王导在东晋初政局上甚关重要。史称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东晋初立国之基,本极微弱,当时有三种人不易应对:一为土著之吴人,二为南渡之名士,三为拥兵之方镇。王导则本其“网漏吞舟”之政策,泯除界域,团结人情,交欢南人,优容名士,姑息藩镇,以宽和处之。此种政治作风,时人颇多不满。王导亦自知之,然他自有其清谈理论之根据,晚年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世说新语·政事篇》)王导喜道嵇康《声无哀乐论》,其中所述理想之政治即为“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荡涤尘垢,群生安逸”。
东晋贤相,王导之后,即推谢安。谢安亦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其安内攘外之政治成绩,胜于王导。据《南齐书·王俭传》载,王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所谓“风流宰相”,即魏晋以来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家之新范型,“其有超世旷远之怀,而又能建济世经纶之业”。[8]谢安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魏晋以来对于政治之新理想,在于融合儒道,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经世之业,此清谈派理想至谢安而实现。
缪钺先生综括以上得出结论:“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9]“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国士大夫遂奉此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降,贤士大夫皆以此为理想之事,此则受魏晋清谈政治思想之影响。
三
缪钺先生治学有文史兼通之特色,善于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治史应当注重理解古典文学发展情况与优秀传统,细心体味古代作家的高情卓识,尤其是古典诗词的精湛艺术和其中生生不息的感发作用,令人回味无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中以诗、赋最为杰出。缪钺先生的《曹植与五言诗体》和《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两篇论文,纵论魏晋六朝五言诗之发展线索,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有机结合起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梳理并揭示文学发展规律,对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曹植与五言诗体》中,缪钺先生认为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抒情诗体变化甚多,有四言,有《楚辞》,有赋,有乐府歌辞,有五言、七言,有词,有曲。最古之诗体为四言与《楚辞》,西周初至春秋用四言体,《楚辞》兴于战国。四言至汉代,其势已尽,魏晋以降,作者不多,佳作也少。《楚辞》变为汉赋,由抒情而趋重体物,貌同心异。魏晋以来,抒情复昌,至庾信《哀江南赋》而止,唐以后赋体亦微。五、七言均出于汉代,而七言至唐始大盛,惟五言诗,从建安开始成为文学主要体裁。
五言诗是东汉时产生的一种新诗体。五言体对于抒情言志,较四言诗及辞赋均便利。中国字为单音,诗体句调,宜于整齐。周诗多四言,句调简短,变化不多,易于凝重而难于动宕,故至汉代,箴铭颂赞等典重之作,多用四言,而鲜有用于抒情者。四言既不适于抒情,于是从民谣短歌中自然产生出一种五言体。五言较四言虽仅多一字,然因其为奇数,句法轻灵而富于变化,胜于四言。东汉文人,虽不乏作五言诗者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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