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与八种“封建说”

　　1919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由此构筑了中国古史　分期论辩的基础与前提。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史分期的论辩大体经历了三　个时期：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　战。论战大体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　质等三大主要论题展开，参加论战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等，　有新生派陶希圣、梅思平等，还有托派李季、陈邦国、胡秋原、王宜昌、杜畏之等。吕　振羽、郭沫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分别肯定　殷商、西周为奴隶制社会，西周、战国以后为封建社会，而托派人物则否认中国社会历　史曾经过奴隶制阶段，认为“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　封建社会”[1]。对于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或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2]，或　曰“商业资本主义社会”[3]，或曰“前资本主义时期”[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　史论战，揭开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大论辩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古史分期的论辩，烽烟再起，导火索为郭宝钧于1950年3月19日在　《光明日报》发表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此文结合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揭示了殷代　集体殉葬之史实，并对殉人的身份，作了不确定的推测，曰：“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　，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郭沫若看到这篇文章后，撰写《读　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刊于《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一文，指出：“这些人毫　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　是一大群奴隶”，“因此，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此说既出，引来众　说纷坛，由殉人身份的论断，掀起了新一轮的古史分期论辨。这场论辨一直持续到20世　纪60年代初，大体形成了三个回合：1950年至1953年为第一个回合，两军对垒主要是“　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第二个回合时在1954年至1956年，由两军对垒演变成　多方对阵，“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相互　角力，特别后两者，形成辨坛劲旅。至此，古史分期的论辨已达到高峰。《历史研究》　编辑部从数以百计的论辨文章中，选出42篇代表作，编成《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　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书，由三联书店(1956、1957年)出　版，算是对前两个回合作了一个小结。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第三个回合，这一回　合较之前两者，激烈程度渐趋缓和，并呈现出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论辨更加理性化，　尽量从问题的全面和思想深层去考虑自己的学术观点，如郭沫若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研　究中的两个问题》(刊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围绕“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　”和“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标准”两个问题，概括了50年代分期争论的内容，虽仍申明坚　持“战国封建论”，但对其它学说也显示了宽容；二是结合中国通史的撰著，各派均从　理论阐述到史料解释，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
　　1966年至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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