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归纳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可说是依循这三条而展开的。在他一生治学成就最高的唐代文史方面，“地下之实物”最重要的有两部分，一是敦煌文献，二是石刻文献。陈先生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平生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均见《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学者论述已多。但就石刻文献研究来说，他似乎涉足较少，不像另一位唐史大师岑仲勉先生那样有多种石刻研究论著，其论文集中几乎没有研究碑刻的论文。然而，只要细心寻绎他的存世著作，即不难发现，他对石刻文献的掌握和利用，涉猎极广，搜求尤勤，在石刻解读和证史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唐代石刻研究，始于宋代，清代成为显学。石刻的最大价值是保存了唐时文献的原始面貌，多可补订史乘的缺失。清代学者治金石成就突出，但其弊端，正如岑仲勉先生所云，一为过信石刻，凡石刻与史乘有异同处，概曰“自当以碑为正”，二为偏责史实，不明史例，但见石刻有史传不见者，即视为“史之失载”。（见《贞石证史》）陈寅恪先生对石刻与史传关系的论述，更为精当：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瞭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这段话虽就杨树达之著作引发议论，实意在针砭清以降专治金石而忽视经史者。寅恪先生为学生开列治唐史的必备书目，首列两《唐书》和《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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