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李唐氏族推测》等三文，力揭李唐冒称陇西，实为赵郡李氏破落户，且与胡族数代通婚，先世与鲜卑大野部关系密切，为其唐史研究最重要之创说之一。其中有关李唐出赵郡李氏之推断，因得引证隆平《光业寺碑》而得定案。此碑为开元十三年（725）象城尉杨晋撰，叙赵州象城县僧民为玄宗八代祖宣皇帝（即李熙，唐高祖李渊的四代祖）、七代祖光皇帝（即李天锡，李渊的曾祖）陵园修福田而重饰光业寺事。此碑流布极少（今人杨殿绚编《石刻题跋索引》即未见此碑），传拓又残破缺漫漶严重，仅当地有善拓流传，部分方志有节钞。寅恪先生据史语所藏拓及《畿辅通志》，摘出下列数语：“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谨追上尊号，谥宣庆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中略）词曰：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提供了李唐源出赵郡的铁证。汪荣祖教授《陈寅恪评传》在分析岑仲勉对陈说的反驳时，认为岑氏于陈说所举二大“实物证据”，即赵州昭庆二陵及《光业寺碑》未能提出反证，因而无法动摇陈说，所见较确。在此还可稍作补充的是，近年《文物》杂志据当地善拓及方志所引，发表了此碑全文，对读寅恪先生的著作，不难发现他虽曾援据旧拓及方志，但读出的全碑文字可能并不太多。全碑长达近三千字，寅恪先生前引文字为仪凤间追上尊号文中文字。碑述贞观、麟德间，曾派使臣巡陵，总章间置寺赐额，仪凤间追上尊号，同年又敕二陵以建昌、延光为名，至开元间重修，则纯属民间行为，剌史略表关心而已。这些内容，寅恪先生如全文读到，是不会忽略的。
三、唐代政治史研究。
寅恪先生对初唐政治史中许多问题提出独到而又深微的见解，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的关系、玄武门之变成功的原因、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他曾多次引用《瘐子山集》所收碑志和近世出土唐初石刻，证明关陇士人、山东豪杰与鲜卑胡姓的关系。他谈玄武门之变，最重视敦煌所出李义府所撰《常何墓碑》，从碑文中知常何本为隐太子旧部，故太子委以重寄而不疑，太宗得以成功，常何等人的倒戈是要案，并进而指出唐初政治斗争中近期扼宫城北门之重要性。对于婚姻在初唐政治中作用的研究史料，他特别告诫门人：“女系母统对后代的影响，无论在遗传因素上或政治上均极重要。即使无直接之关系。间接之影响亦不小，应加注意。墓志铭很重要，即使是妇女的或非名人的，亦可作为史料参考。”（目前引石泉、李涵文）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分析李唐先世数代之婚姻状况，即从遗传因素上揭示其血统长期“与胡夷混杂的事实。《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则揭出婚姻纽带所形成的初唐政治轴的变化。这两部分研究中虽没有广泛征引石刻，但近世以来所出石刻中，有关李唐皇室及外戚婚姻状况的记载极其丰富，许多他应曾寓目，故以能给门人指出深入研究的文献依凭。
四、他对中晚唐政治创说也极丰富，其中有关牛李党争的研究。依据石刻而得出许多可靠的结论。牛李之争以牛党胜出而终，存世的史乘、笔记大多右牛而抑李，党争之间双方的诗文、奏议、碑志就显得特别珍贵。就牛党文献来说，寅恪先生十分重视存于《唐文粹》中的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文集》中的《牛僧孺墓志》。李德裕先世、家室及贬死经过的研究，则充分利用了民国间洛阳所出的李氏家庭六方墓志，即李德裕为妾刘氏所撰《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刘氏墓志铭》（附第四男烨记），为妾徐氏撰《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德裕子李烨为妻撰《大唐赵郡李烨亡妻荥阳郑氏墓志》、李尚夷为德裕侄从质之女撰《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李庄为德裕孙女李悬黎撰《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以这些墓志与存世典籍相参证，弄清了德裕的婚姻、子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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