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裔民族史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学者重视中亚民族史、交通史的研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民族文字碑刻，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寅恪先生十分重视这批碑刻的价值，他告诫门人：“《和林金石录》有突厥《阙特勤碑》、《九姓回纥可汗纪功碑》。沈曾植著《蒙古考古图说志》，有《暾欲谷碑》。两藏有《唐蕃会盟碑》。许多碑文都是用藏文、回纥等文写的，如无专门的语言学造诣，石小心很易出错，用此类史料必须十分谨慎。……做考据须有专门修善，不可任意为之。”（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他对中亚各种古文学的娴熟精深的把握，使他有条件准确阅读并充分利用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献。其门人蓝文征曾记述他对上述碑文均有精当的释读：

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番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刊台湾《传记文学》16卷3期）

突厥三碑指《阙特勤碑》、《暾欲谷碑》和《毗伽可汗碑》，寅恪先生在校读两《唐书》时，多次提及三碑，并略有诠说。他对三碑所作的翻译解释，未见文本刊布，但其1945年有诗题作《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土蕃石刻补正史事今闻时汉感赋一首》，知当时确有此项工作，可惜未传。至于各国学人的反映，可能仅是传闻。有关三碑仅见的几则批语中，仍不管精彩的论述，如释桃花石（Tolgus）即唐家，并指出《旧唐书、回纥传》中四处出现“唐家”一词，为当时俗语，《新唐书》因此而删去。这一结论，是在广泛求证后得出的。

寅恪先生在德游学时即有志研治藏学，被称为其“一生治学的纲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三章）的《与妹书》已充分表述志向。他对拉萨保存的长庆《唐蕃会盟碑》极为重视，曾据艺风堂藏拓详加校订，所撰《吐蕃彝赞普石号年代考》，考出彝泰和可黎可足的藏文时音，所据主要即为此碑。在说明吐蕃、日本称唐为汉、建中清水盟文之唐蕃边界、《冯燕传》中的刘元鼎事迹时，还曾多次引及此碑。

二、              祖籍及氏族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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