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后来者无法绕开的丰碑

 　　魏晋南北朝（以下或简称六朝）隋唐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位置，中日学界迄今尚无定说。远者不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学界都曾就中国古史分期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中国学界形成了所谓“三派五说”：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社会性质，诸说虽然都认为这一时代已进入封建社会，但它处于封建社会的哪一阶段，相互间仍有较大分歧；日本学界则有将这一时代视为中世和包括在古代以内的两种说法，其对立更为明显[1]。
　　《剑桥中国隋唐史》在《导言》中论及中国6至11世纪即隋唐至北宋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时，称引了两位当代历史学者的卓越贡献。其一是日本的内藤湖南氏，认为他是“首先研究了这一大问题”，其观点“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仍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其二“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他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证明是非常有成效的出发点”，“他同样提出了制度发展方面有创见和洞察力的观点”[2]。剑桥史作者将这两位学者并列，认为他们的成果是进一步推进唐史研究的有效“出发点”，是非常有眼光的。内藤氏在东洋史领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关于六朝隋唐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时代性质的判断，极具开创性，其影响在日本学界历久而不衰[3]。中国的陈寅恪以“不古不今之学”（六朝隋唐史）名家，他按照自己的家世背景和学术素养，遵循独特的研究途径，“在司马光之后”将六朝隋唐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4]。“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5]的陈寅恪氏，不曾参与五十年代以来基于唯物史观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但他对于六朝隋唐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有着自己独特而通贯的认识，其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影响了中国的几代史学工作者。可以说，内藤湖南和陈寅恪关于六朝隋唐史的研究，已构成后来者无法绕开的丰碑：对于他们的建树，无论赞成与否，都无法回避和忽视其存在。
　　谷川道雄氏曾在《中国史上的古代和中世》一文中说，一如在山中迷了路应遵循返回到出发点的原则，要究明六朝隋唐的时代性质，应向近代中国历史分期论的创倡者内藤湖南回归，对其提出的观点进行充分的再研讨[6]。一个时期以来，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曾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对史学领域中教条、空泛倾向的深入反省，陈氏的学术业绩在中国大陆恢复了应有的地位，许多六朝隋唐史研究者又重新回到“陈寅恪的基础上”，甚至重新回到陈氏“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具体问题上[7]。新世纪伊始，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并觇望前景时，就不能不回顾这两位史学先行者的“六朝隋唐论”[8]。

二、内藤湖南的“六朝隋唐论”

　　内藤湖南的“六朝隋唐论”，立论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之中，甚至可以说是他所建构的中国历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内藤氏的“六朝隋唐论”，简单地说，就是将六朝隋唐确立为中国的“中世”（一称“中古”，后汉中期以前为“上古”，宋以后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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