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 |
 |
时间：2009-7-24 13:55:15 来源：不详
|
|
|
清为“近世”）。“中世”或“中古”，以及“上古”、“近世”等词汇，在汉语中古已有之[9]，都是就距离所处时代之时间远近而言。内藤氏以前的中日学者，已有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上古）、中世（中古）及近世者[10]，但大抵以朝代为单位，非如欧洲史上的古代（Ancient）、中世（Medieval）、近代（modern），各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形态内容，前后变迁之迹亦历历可寻。内藤氏的六朝隋唐中世论，则具有中世之所以为中世的具体内涵和特征。内藤氏通过两个核心的命题，即“唐宋变革论”和“（六朝隋唐）贵族制论”，具体表现了这些内涵和特征。
内藤氏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即被欧美学界广泛接受的所谓“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已成为内藤史学的标识[11]。我们知道，唐宋变革论是以对比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治体制为核心而展开的，然后推及于经济、学术、文学、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12]，换句话说，内藤氏对宋代历史特征的判断，是基于对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把握。而内藤氏用以揭示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则为其“贵族制论”，这是内藤氏通过长期研究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理论框架[13]。
内藤氏指出：“要之，六朝时代，贵族成为中心，这就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贵族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由贵族团体所垄断的”的政治体制；“六朝至唐中叶，是中国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14]。总之，贵族和以之为中心的贵族政治，被视为中国中世的根本和象征。
“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根据制度从天子那里领到土地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这种“门第”的本体即郡望。其“长期自然承续”，既指“累代相续任官”[15]，更指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意义上的承续[16]。
贵族制度也是从这种“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的关系中产生的。“贵族政治时代的习惯是由贵族掌握权力……尽管在制度上并不承认贵族的权力”。“名族在当时占有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这就是说，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专有，若非贵族，不能出任高官”。“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既然成为君主，最终便不免成为贵族政治机制的一环。换言之，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只有在承认贵族的特权后才可以推行其政治，个人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贵族）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政治成为天子和贵族的协议体。……贵族并不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或者是“贵族团体的佃农”，在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亦是贵族的天下[17]。
上述内藤氏通过“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近世论，是以“贵族制论”所揭示的中世论为前提的，内藤氏的中世论，则是以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把握为前提的。那么，内藤湖南又是根据何种理论来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呢？如所周知，那就是作为内藤史学的理论基础的“文化史观”。他在《支那上古史·绪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余之所谓东洋史，就是支那文化发展的历史”。他正是根据中国文化的发展诸阶段及其特质，来确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及其特质，即进行历史分期的。
内藤氏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这种移动，首先表现为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中心的移动；其次表现为文化在不同阶级、阶层乃至不同民族间的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自身的内容及形式的变化[18]。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移动都成为内藤中世论中的重要指标。从第一种表现来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的时代即后汉后半至西晋，被界定为上古向中世的过渡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的时代即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达于顶点的时代即唐末五代，为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时代[19]。从文化移动的第二个表现来看，汉武帝时开始倡导的儒家文化，通过与政治、选举紧密结合的教育政策，并经过学问的“中毒”[20]及其反动、社会风气和选举制度的变迁等复杂的转化过程，最终普及到地方社会，从而产生了中世的统治阶层即贵族；与此同时，文化由汉族向周边民族的传播，唤起了后者的民族自觉，最后形成向中国内部发展的五胡势力；而从中世时期贵族垄断文化，逐步向非贵族的平民阶层下移，以及与之相应的诸如文学形式由诗赋而散文而词曲的变化，则被认为是中世向近世推移的重要征象[21]。
内藤氏所理解的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