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

　　陈寅恪也属于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家，他曾立志撰写一部《中国通史》[25]，可惜未能如愿，因而不像内藤湖南那样对中国历史诸阶段皆有系统论著问世。但在六朝隋唐史方面，陈氏既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贯通全局、建立框架的专著[26]，又发表了一大批功力深厚、牵涉甚广的专论，另外还有万绳楠氏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尽管陈氏治学严谨，师承乾嘉务实学风，寓论于史，慎下断语，从不以新理论新方法自诩，但从其论著中，仍可窥见他对六朝隋唐历史特征的独特把握，对这一阶段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思考。姑循上述内藤氏之例，以“六朝隋唐论”概括陈氏在六朝隋唐史方面的理论建树。
　　陈氏的六朝隋唐论中，其框架性建树也许可概括为“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和“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
　　所谓“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是指陈氏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着眼，通过考察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的渊源流变，究明六朝隋唐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趋势。他将传统史学中被轻视的魏晋南北朝与受到重视的隋唐联系起来思考，从动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实上溯至汉）为强盛统一的隋唐寻得制度文化的渊源，复从唐代思想、文化中觅求宋代思想文化的源头[27]。其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指出隋唐制度三渊源中的南朝梁陈一源，所承汉魏以来之华夏文化分为前后两期输入北方，“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后因北魏取凉州输于北魏，以及隋唐虽继承魏周遗业，而西魏北周一源“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诸如此类曲折繁复之渊源流变，皆非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通识者不能揭发。陈氏还对儒家思想在六朝隋唐时期的渊源流变，特别是与法家、道家、释家思想的整合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8]。其议论所及，往往下至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文化。
　　所谓“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是指陈氏在治史中对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阶层为背景组成的统治集团特为关注，他善于从这些统治集团的利益对立和兴衰分合中，揭示六朝隋唐历史的发展进程及社会基础，探讨当时各种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变背后的原因。他曾分析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内廷阉宦集团、外廷士大夫集团），其“竞争胜败”、势力升降构成了魏晋“兴亡递嬗”的基础[29]。他还分析了东晋南朝侨姓士族集团和江东士族集团之间的对立与联合，江东士族内部的文化士族和武力强宗两类势力的分野，北方侨流集团因南来路线及其居住地域不同而反映出来的“社会阶级”的差异（上、中、下三层）及地位变化，以及南方土著豪族集团的兴起及影响[30]。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一系列有关论文中[31]，他深入考察了唐代前期的关陇集团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后期的长安（天子）集团与河北（镇将）集团[32]，以及外朝士大夫朋党（即经学旧族之李党与新兴词科进士阶级之牛党）与内廷阉氏党派等不同类型的统治集团的相互对立及兴替分化，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清理出了唐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略论稿》最先提出、《述论稿》中得到详细论证的“关陇集团”概念，则是通贯理解北朝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陈氏的统治集团论虽然涉及到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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