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可见：1、陈氏所谓“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显与内藤氏“唐宋变革论”同调；2、由于“中国今日社会风气经受宋以后文化影响”，故陈氏谓唐宋礼法之别，“实涉及吾国社会风俗古今不同之大限”，此与内藤湖南“认为宋代形成的中国新文化，仍旧延续到现代，换言之，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与清末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几无二致[55]。3、陈氏谓“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视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言外之意是宋代并不如此，以致容斋不信实有其事，是犯了以宋准唐的错误。这与内藤湖南认为宋代平民地位提高，亦为相通。4、二氏也有明显不同，那就是陈氏认为日本多受华夏唐文化影响，近世则受西方影响，并无上述内藤、内田、原诸氏认为日本近世的形成，有一个由接受唐文化转变为接受宋文化的过程。
　　内藤氏与陈氏的相异之处，在学问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出学问之外的一个侧面。陈寅恪氏年青时代即潜心学术，于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内藤氏由于其特殊的经历，年轻时曾热衷于政治，“过于插手政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欲远离政治”的陈寅恪，当其晚年，“红卫兵的政治却不放过他，终于受迫害而死”；内藤氏当其盛年，由紧贴现实政治的新闻记者生活转入“朴实的学究生活”，潜心学问，退休后卜居于交通不便的京都府南端相乐郡瓶原村，以经营“隐栖生活”，但他由于声望太高，学者、政客频繁造访，门庭若市，欲隐不得。内藤氏临死前一年扶病前往伪满洲国，其目的显然也不是为了纯粹的文化。看来政治和政治家终于没有放过他。两氏的结局如此，他们的及门弟子，都对之表示了同样的惋惜[56]。

五、后论——两氏“六朝隋唐论”的遗产

　　两氏“六朝隋唐论”及相关的理论、方法在学术上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上文已有论列。他们创立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遗产——文化史观，对于六朝隋唐社会仍具有独特而强大的阐释力。基于文化史观的贵族概念，其本质属性究竟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或者说是社会的还是国家的？所谓六朝隋唐的贵族政治，它与上古宗教的氏族政治，宋以后的官僚政治，以及与欧洲、日本中世以武人为中心的封建政治得以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内藤氏既以六朝隋唐为中世，又认为这是一个非封建的中世，表明中国的中世与（欧洲、日本）封建的中世二者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究竟是差异性占主导地位，还是共同性占主要地位？尽管两氏的六朝隋唐论对这些问题所作的阐释，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疑，但他们以门阀士族居于统治地位作为这一时代的社会结构特征的基本观点和研究取向，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大体符合[57]。
　　我们注意到，内藤氏关于贵族政治的概念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他曾将中国的上古、中世通称为贵族政治时代，后来将其限于秦汉时代，再后来又将其最盛期限于六朝至唐中叶。关于贵族的起源，他认为是起源于“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以郡望为其本体”，强调的是贵族的地域性、社会性或曰自立性特征，后来他将“以郡望为其本体”改作“不用说这是基于原来几代连续出任官吏的缘故”，于是又强调了贵族起源中的官僚性即政治性特征。福原启郎氏认为这一改变表明内藤氏的贵族起源论由一元变为二元，从而出现了矛盾[58]。这样一种矛盾，实际上根源于贵族制本质中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内藤氏明治四十二年（1909）最初讲授支那近世史时所写的笔记中，曾列出这样一个题目：“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指出中世时期，“至唐代出现了英迈的君主（按：指唐太宗），为了合乎国家的目的，于是拟对社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造”[59]。换言之，在此之前，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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