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则与内藤并无不同。其中所论韩愈“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烦琐”，由“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变为注重“意义之发明”，“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则与内藤氏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所论：“唐代初期，经学重家法和师法……当时的著述大多以义疏为主。义疏是对经书中的注的详细解说，原则是疏不破注。然而到了唐代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疏，要建立一家之言。”真是如此一辙。
其四，当是由于相似的文化史观和研究视角，导致两氏的目光往往同时聚焦在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上。如内藤氏在《支那近世史》第三章“后唐明宗与军士拥立之局”一节，论述了唐末以来藩镇的养子与骄兵等问题，其中谈到为部下拥立的后唐明宗，出身夷狄，原为沙陀将领李克用的众多养子之一。内藤氏将藩镇养子现象，归因于重视谱系的贵族制崩坏和家族制度的紊乱，指出欧阳修《新五代史》专立《义儿传》，正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状态，反映了五代的特色。陈氏也注意到养子问题。《旧唐书》卷69《张亮传》称，贞观二十年有陕人常德玄，上告张亮“有义儿五百人”，太宗对侍臣说，“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陈氏评此事曰：“足知当时畜养义子之风气尚不盛，但后来河北藩镇及五代将帅则受胡化，故多畜义子，盖部落遗制也。”[48]两氏都是从民族与文化着眼，唯前者又将之与贵族制、家族制联系起来。类似之例尚多，兹不备举。
其五，内藤、陈两氏的六朝隋唐论均在经济方面着墨不多，他们之所以特重文化，“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等之上”[49]，与他们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方面的高深造诣和深厚的家学渊源，不无关联。陈氏评价王国维是深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50]，实际上这样的评价也非常适合于陈氏自己，对此论者极多，无庸赘言。论者对于内藤氏在近代中日政治关系方面的观点，多有微辞，但对内藤氏不满意日本明治以来盲目崇拜西洋文明的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备加推崇，则向无异辞。值得注意的是，据葭森健介氏的新作《内藤湖南和京都文化史学》[51]，内藤文化史学的形成，深受具有西洋史知识基础的内田银藏、原胜郎两位先生的影响。内田、原二氏都是任教东京大学的兰克弟子利斯的学生，他们研究日本文化在古代、中世、近世的变迁，正是从与西洋史比较的角度来进行的。而陈寅恪氏亦深受兰克史学影响，在他负笈欧美的十余年间，亦以在德国柏林大学滞留时间最长。内藤、陈二氏的史观相似，不知与他们同受近代德国史学的影响有否关联？
其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二氏都对宋学评价极高。内藤氏正是根据宋代文化的先进性来区分中国的中世和近世的，而且他和上举内田、原二氏一样，均以江户时代（1603-1867）为日本的近世，室町时代（1338-1573）为迈向近世的起点，其主要根据则是这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出现了革新，作为革新的标志之一，则是克服了受中国唐文化影响的平安文化，转而接受宋元明的文化[52]。陈氏高度评价宋代文化，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又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53]。陈氏治史之深受宋代史学影响，王永兴氏论考甚详[54]，今稍作申论。陈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开首云：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又《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云：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近二十年来（按：陈氏此文作于1935年），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看来，陈氏是将宋代史学与民国以来接受了近代西方思想学术影响的中国新史学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他认为宋代史学具有近代特征。上面曾经谈到，陈氏也主要是根据文化，作出唐代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论断，即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转变。不过按照陈氏的习惯，他不会以“近世”之类的概念来界定这种新局面。又白乐天《琵琶行》描述他在寻阳江上夜邀长安故娼宴饮弹曲之事，南宋洪迈曾怀疑实无其事，理由是“唐世法网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宦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云云。陈寅恪氏《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称：
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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