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氏“六朝隋唐论”之比较

　　上文对内藤湖南、陈寅恪两氏的六朝隋唐论的理解，如果大体不误，可知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44]。
　　其一，两氏的六朝隋唐论都基于文化史观。虽然我们以“文化、种族史观”来概括陈氏的史学理论，实际上如上所述，陈氏反复申明文化与种族二者之间，是文化决定种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曾据《北史·源贺传》作出如下明确表述：“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故陈氏之“文化、种族史观”实可归约为“文化史观”。
　　当然，种族（民族、氏族）问题毕竟在陈氏的六朝隋唐论中据有重要的位置，这是不容否认的。不过我们知道，内藤氏的文化史观，本根据中国社会内在的文化创造力及其波动，来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之向外扩展，引起周边民族的自觉；自觉后的周边民族势力向中国内地的渗透，被理解为文化由外部向内部的反向波动。这也表明内藤氏的文化史观，同样包含着民族因素。内藤氏以文化波动所表述的中国中古时期周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关系，不禁令人联想起陈氏关于唐代藩镇问题的论述，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的标题——“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及其内容。
　　内藤氏在《支那中古的文化》开篇“时代区分”一节中说，在后汉末至唐末的中古时代，从古代相续而来的中国文化，因为“文化的自我中毒”而发生分解，渐至崩坏。至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一方面在汉族聚居的内地滋生出新的萌芽，一方面又加上其他民族传进来的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里不妨引用一段吴宓《空轩诗话》中转述陈氏的话：“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尔。”[45]二者之相似一望可知。
　　其二，陈氏的“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和内藤氏的“贵族论”，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即门阀士族，唯陈氏的视角更为宽广而已。陈氏所谓“统治集团”之代表，实即内藤氏所谓“贵族”，也就是当时在社会、文化及政治诸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两氏都特别重视门阀士族的文化特征（作为家学的儒学及礼法门风）和超越于政治之上的社会地位。陈氏认为，门阀的政治特征，即高官厚禄，并非门阀的原始特征，更不是“唯一的表征”，门阀定义中政治特征的分量加重，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陈氏曾就六朝隋唐时期门阀的观念及定义的变化，指出：“此种变迁乃逐渐形成者，在六朝初期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唯一之标准，即寒士有才，亦可目为胜流，寒女有德亦得偶配名族，非若六朝后期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也。”陈氏又指出，直到唐代，尽管皇室“对于山东旧族本持压抑政策”，却不能完全动摇其社会地位，甚至在一些山东高门的心目中，“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足见“帝王之大权”不及山东士族“社会之潜力”[46]。内藤氏亦强调贵族的根源和本质在于文化，而非官爵，他们在政治上不仅独立于皇权，而且凌架于皇权。许多有关的典型史实，如贞观《氏族志》编撰中所反映的皇权和山东士族之间或者说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之间的颉颃，两氏都曾引征分析，结论亦大体一致。关于儒学变迁与门阀士族的关系，两氏同样十分关注，尽管视角和论旨不尽相同[47]。
　　其三，相对于内藤，如果说陈氏的“统治集团论”是一种广视角的“贵族论”，那么，陈氏“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中关于文化变迁的代表作《论韩愈》，就是一篇袖珍型的“唐宋变革论”。尽管所论范围有宽窄之别，所得基本结论即“（唐）后期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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