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附录《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
[2]本书第一章“导言”。崔瑞德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
[3]日本方面有关内藤氏的论著甚多，2001年3月（株）河合出版、内藤湖南研究会所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是代表最新研究水准的一部。中国方面较早的有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近年来有钱婉约《内藤湖南的中国行——“内藤湖南与中国”初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青译《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内藤湖南《楚山燕水》、青木正儿《江南春》、《竹头木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4]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载周氏《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112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6]《古代文化》第45卷第8号，京都，1993年，谷川氏此文的副标题即为《向内藤湖南的回归》。
[7]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载田氏《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如下文所述，陈寅恪先生关于六朝隋唐时期统治集团方面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著。解放后研究者多集中于农民起义、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有关统治集团方面的研究一度陷于停滞，其原因从唐长孺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的“跋语”可见一斑：“去年冬天，同学们曾经对我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进行了严正的批判……通过批判，我认识到通贯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重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忽视阶级矛盾。在许多问题上用以解释历史现象的，总是纠缠在皇权、大族、寒人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续编中所收论文当然存在着同样的唯心主义论点，例如‘南朝寒人的兴起’和‘拓跋族的汉化过程’两篇便是过分强调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在后一篇中不恰当地夸大了畜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差异，也就是冲淡了甚至抹杀了文化的阶级性。”唐师治六朝隋唐史深受陈氏影响，以及解放后为此受到批判的情形，从“跋语”中清楚可见。唐师198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跋语”中称：“本书收集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二年二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写成的论文十四篇、读史释词八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至六三年间起草……十年浩劫中，曾被抄没，幸而复归……书名‘拾遗’，纪实也，收拾于放失之遗也。”《拾遗》所收论文，绝大部分是关于统治集团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陈氏过去所关心的问题，这些论文之放失遗落，实际上是被政治放逐。改革开放后，唐先生可以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并结集出版。当时，还有一些中年学者重新就陈氏提出的问题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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