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唐代文学研究。

寅恪先生重视诗史互证，不管以史释诗或是以诗证史，都有众多的新解。就利用碑刻资料治文学来说，可举以下数例：作家先世研究，他据《白氏长庆集》中所存白居易父祖及外族碑志事状，证明白居易实为北齐白建之后，并指出其“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与当日行之礼制及法典极相违戾”。（《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甲《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又如对李白家世之质疑，亦充分利用了《李太白集》所附之碑志传序。唐小说之研究，如释《虬髯客传》中李靖事迹，引许敬宗撰《李靖碑》为证，指出太宗与李靖君臣遇合之真相及小说之虚构，又广引文献，证明剑客之虬髯，实因太宗虬髯而窜易所致。再如《莺莺传》所涉本事，既引白居易为元稹母郑氏所作《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铭》，又引韩愈为元稹妻韦丛所撰《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证明元氏母、妻皆出士族，元稹极重姻族之显赫，进而揭出莺莺所出必非高门，元稹弃崔而取韦，实循世俗而重视门第之高下。对于唐代碑志文之价值，他多处指出其普遍因谀墓而不免溢美，引用应有所鉴别。在释白居易《新乐府》中《青石》一篇时，他取《秦中吟》中《立碑》一篇以为参证，指出二篇“皆讥刺时人之滥立石碣，与文士之虚为谀词者也。但《立碑》全以讥剌此种弊俗为言，而《青石》更取激发忠烈为主旨，则又是此二篇不同之点。不仅指出白氏二诗之要旨，还指出唐代碑志的通病。在此节之末，他进而比较韩愈与白居易对碑志的不同态度：“碑志之文自古至今多是虚美之词，不独乐天当时为然。韩黎志在《春秋》，欲作唐一经，诛奸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而其撰《韩弘碑》，则殊非实录。此篇标举段颜之忠业，以助人臣之事君，若昌黎之曲为养寇自重之藩镇讳者，视之宁无愧乎？”表彰白居易志在移风匡俗，贬斥韩愈之循时媚恶，是阅读和理解二家文集和唐代碑志的读者应予充分关注的。

陈寅恪先生为学博大精深，融贯东西，视野开阔，取资闳博，石刻文献的利用和研究仅是他唐史研究中所涉文献的极小一部分。他重视石刻的价值，但也看到碑刻石志虚美的通病，在利用中有谨慎的取舍和独到的审视。他不满于清代金石家治金石而忽视经史的习尚，强调石刻的价值在于可补史乘之缺失，利用石刻可在治史中得到更可靠的佐证，在总体与局部的把握上，所见极为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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