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ｌǎｎｇ@②、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ｌǎｎｇ@②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③——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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