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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

时间:2009-7-24 13:54:32  来源:不详
今年是新千年的开始,也是著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教授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年份。我们以深深的敬意,无限缅怀这位曾对历史和秦汉考古研究,对中国学术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也仅仅以这种著文的朴素形式,来纪念这位终生奉献学术事业的师长!
  众所周知,陈先生治学,路子很宽,历史文学,诸子百家,文物考古,金甲陶文,名物训诂,谱牒宗教,历算医药,几乎无所不综。但他用力最勤者,还在秦汉史研究。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叫做“喜治秦汉史”[1](《自序》)。因此,先生的学术成就,于秦汉史最为卓著;他治史的经验,于秦汉史领域最为丰富。在纪念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如果对这方面有所总结,使之启迪后学,继承发扬光大,无疑是对先生最好最有意义的一种纪念。
  1.新突破
  大凡研究中国古代史,前四史是不能不读、不能不研究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工作者,对于秦汉史几乎无人不通晓、无人不研究,因此,在秦汉史这块园地中,研究的成果特别密集,题目也大多都被人做过,所以,很难再找到未开垦的处女地。面对如此一个屡经深耕细作的领域,陈直先生硬是凭借着他那深厚的学术功底,以敢啃硬骨头、敢打硬仗的无畏精神,通过辛勤的耕耘,取得了新突破。这里不妨以他对《史记》、《汉书》的研究为例,来做具体的说
  陈先生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发端很早。他从13岁起即系统研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次,相沿为习[2]。24岁时,他便写出了《史汉问答》二卷[2],反映出这方面研究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西北特别是在西安供职期间,充分利用这里曾是周秦汉故都所在地的文物优势,采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研究《史记》、《汉书》,研究古史,从而使其水平达到更高的层次。1957年,他用96的天时间,写出了13万字的《汉书新证》[3]。次年,又完成了14万字的《史记新证》[3]。这是他对《史记》、《汉书》研究的新成果,是他自认为可以的传世之作。1959年,《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出版社的《新书介绍》评价称:
  《汉书》成书后,注者甚多,唐之颜师古以前,注者已有二十余家,颜师古以后,注者复有数十家。但这些注《汉书》的人,都以书面材料为主,转相引证,问题滋多。本书著者是国内治《汉书》的专家,它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出土的汉铜器、木简、封泥等物,所以与前此《汉书》诸注,迥然不同。其中《百官表》考证,尤有精湛独到之处,可以认为是研究《汉书》的重要著作[3]。
  50年代,大陆人的商品意识还极其淡漠,所以上述介绍绝无广告成分,是非常平实的,许多地方甚至评价偏低。但由此亦不难看出《汉书新证》非凡的学术价值;它对题无剩义的《汉书》研究来说,确乎是一个空前的突破。1979年,经过续证、订补的《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字数近35万。先生《自序》云:
  此书曾于一九五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新证云者,取别于旧注家之方式,所引用之材料,为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各种。其体例有时仿裴注,系证闻式,旁搜远绍,故不偏重于音义。嗣后于五八年九月,又成史记新证二卷。至五九年一月,西大历史系接受中华书局标点汉书之嘱托,我亦参加工作,因此又将全部汉书,泛览一过,历四个月之久竣事。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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