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称帝，标志着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最后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南方士人逐渐取代了北方士人，成为孙吴政权的当政处轴者[1]。但是，淮北士人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依然存在，而且在政权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南北士人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势必导致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发生矛盾，乃至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分岐对立。孙权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时，其态度基本倾向于北士，与北士结成联盟，压抑、打击南方士人。此种情况在孙权执政的嘉禾、赤乌年间（232——250年）表现最为明显。本文对这段时间内南北士人之间的斗争及孙权处理这些政治问题的态度试加分析，以概见孙吴政治发展史之一斑。

一

　　《资治通览》卷74明帝景初二年（238年）云：

　　初，吴主为讨虏将军，在吴，娶吴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贱，吴主令徐氏母养之。徐氏妒，故无宠，及吴主西徙，徐氏留处吴；而临淮步夫人宠冠后庭，吴主欲立为皇后，而群臣议在徐氏，吴主依违者十余年。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绶。徐氏竟废，卒于吴。

《三国志》卷50《吴书》徐、步二夫人传对吴主孙权立后事均有记载。《通鉴》为详，且稍不同，下面结合二传及《通鉴》对孙权立后事加以分析。
　　立何人为皇后，牵涉到多方利益，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政治势力的消长，因此，在中国古代和立太子一样，是一件十分敏感的大事。成年皇帝即位无后达十余年之久的，孙权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孙权意欲立步夫人为后，遭到“议在徐氏”群臣的极力抵制。这些人势力足够强大，致使孙权身为君主，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按自己意愿行事。“议在徐氏”的群臣具体包括哪些人，没有明确记载，但太子孙登却是其中之一。《三国志》卷59《吴书·孙登传》传云：

　　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

孙登所云“在吴”之母即孙权“废处于吴”的徐夫人。孙登甚至不惜以牺牲太子之位要挟孙权立徐氏为后，不否认其中有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因为他本由徐氏抚养成人。但是，更应看到，除此而外，孙登身后还有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在支持他。
　　孙登本人“足为茂美之德”，临终上疏请求孙权“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2]而南士领袖陆逊一贯强调“施德缓刑”，《吴志》卷58载陆逊上疏云：

　　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陆逊又曾驳南阳谢景“先刑后礼”之论，反对谢渊、谢厷等人“兴利扰民”之举[3]。《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对孙权“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加以赞扬。可见，反对苛烦之政，注重德治是陆逊施政的指导思想。陆逊族子陆凯给孙皓上疏，请求他“息大功，损百役，务宽荡，忽苛政”[4]，其言辞与陆逊如出一辙。陆逊之弟陆瑁对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的苛刻做法不以为然，主张应该效法先圣，“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5]。不难看出，陆瑁亦以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教化为其思想的中心点。南士另一领袖人物顾雍言行亦以德为先[6]。可以说，“以德治国”是南方士人的基本态度。孙登临终所言与南士思想若合符节，如出一辙。而陆逊曾有辅佐孙登镇武昌的经历，以后孙登至建康探望孙权，孙权对旧都武昌放心不下，令其西还，孙登力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似乎二人关系十分融洽[7]。孙登提议立徐夫人为后，颇有可能代表了南方士人的意见，而公开谏阻孙权立步夫人为后的群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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