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即两宫之争的第一阶段，孙权就已对南士领袖不再信任。《文选》卷47《三国名臣序赞》云，陆逊“正以招疑，忠而获戾”，李善注谓因逊谏权废太子。以后孙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而卒”[35]。顾谭兄弟及张休被徙交州，张纯弃市，而吾粲则“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两宫之争第二阶段，太子将废，吴郡朱据因屡屡进谏，被杖责一百，最后贬官赐死，尚书仆射屈晃则斥归田里，而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因上书进谏遭族诛，“群臣坐谏诛放者十数”。孙和终于被废徙故障[36]，孙和之党受到严重打击。与太子集团的覆（田先生：覆。作者注：原文“覆”之上部手写较草，像“雨”字，先生因此校正。）灭相反，鲁王之党在二宫之争中基本未受任何处罚，反而随南士力量的削弱，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三国志》卷56《吴书·朱然传》云：“又陆逊亦卒，功臣名将存者惟然，莫与比隆。”论声望和资历，朱然应是继陆逊为相的最佳人选（田先生：朱然似无从政经历），但是，孙呻吟年余[37]，大概是由于对南士的疑忌心理尚未消除，终于以北士首领步骘为相，转朱然为左大司马，同时，党于鲁王的全琮为右大司马，而品岱则迁为上大将军[38]。值得注意的是，赤乌九年（246年）前，孙吴大司马无左右之分，此次大司马分为左右，不知是为了平衡朱、全二人的权力还是有其他用意。在两宫之争中，鲁王之党中只有职位不高的杨竺、全寄、孙奇、吴安等人在第二阶段被诛[39]，而谗毁其间推助澜的全公主未受任何处罚，而且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孙权处理两宫之争，对南士罪轻罚重，表明孙权已经背离建国时期 “忘过记功”的用人宗旨[40]，开始对南士进行打击。而且孙权并没有因南士领袖人物的或死或放而消除对其子嗣的怀疑。《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载：
吴尝发大众集建业，扬声欲入冠扬州，刺史诸葛诞使王基策之。基曰：“……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支党，还自保护耳。”
此事发生在曹魏邵陵历公八年，即孙吴赤乌九年。其时两宫之争日趋激烈，孙权不会置内部政争于不顾，亲自出兵，陆逊、步骘、全琮诸人相继去世，东吴旧将确实寥寥无几，王基之言可谓洞悉内情。但“新将未信”未明指何人。考陆逊卒后，新提拔的重要将领主要有诸葛恪和陆抗，恪迁大将军，抗拜立节中郎将。孙权虽认为诸葛恪“刚很（田先生：狠？很？）自用”，但即委之以辅政重任，就不可能怀疑他。而且诸葛恪早年有讨平山越的经历，拜将时已年过四十[41]，似不可谓之“新将”。陆逊卒于赤乌八年，陆抗年二十，则其拜将之年只有二十一，“新将”之称对他非常合适。孙权因怀疑陆逊，而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虽然陆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42]，但我想孙权对陆逊的怀疑不会因陆抗回答得体而很快消除，而且将这种怀疑推及到陆抗，不是不可能的（田先生：讲得颇有道理。只是材料错综复杂，事在疑似之间，还难落实，须再加一把劲）。
经过两宫之争，南士或杀或贬，力量大为削弱，在赤乌后期不再具有当轴处政的优势。而且孙权对南士的怀疑及压抑至其统治末年终未改变。孙权临终所任命的辅政大臣没有一个南方士人便说明了这一点。
三
太元二年春（252年），孙权遗命以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吕据、孙峻为辅政大臣，辅佐孙亮。在这些顾命大臣中，吕据、二孙党于鲁王霸，属北士集团，已见上述，诸葛恪、滕胤则宗奉太子。诸葛恪乃琅琊诸葛瑾之子，诸葛瑾是辅佐孙权开创孙吴基业的重要人物，仕至大将军，他和张昭、周瑜、鲁肃诸人共同组成北方士人的核心。诸葛恪身为北士子弟，在两宫之争中，却与南士共同支持太子和，我想主要由于孙和之妃张氏是他的外甥[43]，二人有着共同利害关系，在政治观点上倒未必有多少相同处，因为诸葛恪的施政方针与南士所主张的“以德治国”是大异其趣的。《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注引《吴书》曰：
权寝疾，议付所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田先生：狠？）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
孙峻在两宫之争中，和诸葛恪分属不同集团，他一力推荐诸葛恪，原因在于诸葛恪和南士关系并不密切，而且与施绩嫌隙甚深[44]（田先生：道理不充足，有点弯弯绕）。诸葛恪党于太子和经历，又使南士在自己没有人选入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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