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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吴政权中的南北士人（附田余庆、祝总斌先生批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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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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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列时，不得不转而支持他。这是诸葛恪出任首位辅政大臣的背景。孙权以诸葛恪“刚很自用”，对他颇有疑虑，但是，此时孙吴人才凋零，要寻找一个为南北士人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并不容易，孙权犹豫再三，终于下定决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45]诸葛恪成为权倾一时的执政者，这是孙吴建国后，北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压倒南士，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滕胤来自北海，也是北士。他和诸葛恪关系十分密切，又有姻亲之谊[46]，所以在政治问题上二人步调基本一致。两宫之争中，他和诸葛恪一样，宗奉太子。他得入顾命之列，大概和尚主有一定关系。就整体言，孙权所任命的辅政大臣是以北士为主，辅以宗室的领导集团。随陆逊、顾谭诸人的谢世，南士失去领导核心，其后嗣子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资历声望皆无法与其父辈相比；另一方面，孙权对他们的猜忌心理尚未消除，所以，吴郡四姓没有一人得入顾命之列，这是南士在政治上力量最为削弱的时期。
《诸葛恪传》注引《志林》曰：“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吕岱所言是对时事的正确估价。两宫之争结束，南北矛盾依然存在。南士在斗争中虽然受到打击，政治上一时遭受挫折，但其潜在力量却非北士可比。北士虽然得以执政，但孙吴政权的基础仍是南人而不是北士。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诸葛恪如何处理南北士人的微妙关系，就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稍一不慎，就有覆车之虞。孙权对诸葛恪心存顾虑，就是担心以他“刚很自用”的性格很难协调处理好南北士人的关系，而以后的结果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亲自经历了南北士人之争的诸葛恪对当时的形势当然比较了解，执政伊始，为取得南士的支持，便改革了一些旧制：“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校官即检校官府文书的官吏，孙权主要用来监视控制南士，南士也（田先生：？）嫉之如仇，这已见上述。孙权杀掉校官吕壹，但检校制度大概依然存在。诸葛恪废除校官制度，实际解除了南士身上的枷锁。原逋责、除关税主要照顾南士的经济利益。而“事崇恩泽”实际就是以“德”、“仁”作为处理事务的准则，是陆逊诸人“以德治国”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所以，诸葛恪秉政，深得南士欢心，以至“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但是，诸葛恪并没有把取得南人的支持作为长久的国策来执行。太元二年三月（253年），诸葛恪置众大臣意见于不顾，发州郡民众二十万，兴兵伐魏，这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诸葛恪遭诛后，临淮臧均对他做过全面评价：“（诸葛恪）素性刚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静穆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臧均所云均是实际情况。孙权因其性格“刚很自用”而有疑虑，其叔父诸葛亮谓其“性辣”，《资治通鉴》卷76邵陵历公嘉平五年（253年）载陆孙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诸葛恪传》载恪与陆逊书，为自己辩解，认为陆逊所言是“不舍小过，纤微相责”。其实，陆逊倒不是“不舍小过”之人，主要是诸葛恪骄矜陵人、刚愎自用的性格不为南士所喜，而由这种性格所导致的“治国以刑”方针更与南士所一贯强调的“德治”相对立。以陆逊为首的南士和诸葛恪存在矛盾是必然的。迫于形势，诸葛恪执政之初，废除了校官制度，但形势稍有好转，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性格就表现出来，不再“静穆邦内”，坚决出兵伐魏。
诸葛恪境外用兵，遭到众臣反对，《诸葛恪传》云：“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恪乃著论谕众意曰：……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我们知道，自孙吴立国，力主保境而守，划（田先生：画）江为界，反对境外用兵的多是南士，诸葛恪针对画江而守的意见加以反驳，可证反对北伐的主要是南方士人。诸葛恪发兵二十万伐魏，声势如此浩大，这在孙吴历史上还是首次。孙吴国小力弱，这二十万兵士除了来自平民，很大部分应该来自南方大族的家兵部曲，这无疑损害了他们的利害，“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诸葛恪可以对众臣反对意见置之不理，兴兵境外，但正如魏将邓艾所分析的那样，“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47]，对此次用兵暗中加以抵制阻挠，这增加了伐魏的困难性；而在军事行动中，诸葛恪又与南士将领施绩、朱异发生磨擦；终于兵败新城，士卒损耗十分严重，南士对他越发不满。但是，诸葛恪未加反悔，撤兵新城后，“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大兴功利；返回建康，“愈治威严，多所罪责”，搞得人心惶惶，“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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