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

吕壹行事，用法深刻，“举罪纠奸，纤介必闻，”[13]与南士一贯主张的“施德缓刑”、“忘过记功”宗旨大相径庭，所以除太子孙登外，反对吕壹检校文书的多是南方士人。[14]在这个问题上，也再次反映了孙登与南士的进退一致。但是，孙权对孙登诸人的进谏劝阻置之不理，因为吕壹“举罪纠奸”，正是授（田先生：“受”？）意于孙权。《资治通鉴》卷74明帝景初二年云：“吴主使中书郎吕壹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按《三国志》卷52《吴书·步骘传》，步骘上书言陆逊、顾雍、潘濬之忠（田先生：上文言步夫人代表江北势力，此处又说步骘进言南士忠诚，是否有难通之处？），反对用吕壹检校文书，最后云：“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通鉴》胡三省注释“天”为“君”，说明顾、陆、潘诸人引起孙权的怀疑，因而令吕壹检校文书，主要目标则针对南士。以后，吕壹所举奏的多是南方士人也证明了这一点。《三国志》卷52《吴书·顾雍传》云：“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同书卷57《吴书·朱据传》，吴郡四姓之一的朱据亦被吕壹所诬，孙权数加责问。估计陆逊也不会幸免。但是，吕壹行事影响十分恶劣，搞得吴国上下寒心，以致太常潘濬“欲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15]。在这种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孙权不得不将吕壹诛夷。
　　暨艳检覆（田先生：“？”）郎署，触动了吴郡四姓利益，孙权主动而又坚定果断地处置了暨艳一案，甚至牵涉其中的吴郡四姓之一张温也不能幸免，废锢于家，反映了孙权为取得南士支持，坚决维护南士利益的决心[16]；而吕壹检校官府文书，则系秉承孙权旨意 ，且主要针对南方士人，虽然孙权此后引咎自责，但很难说有多少诚意。吕壹案的发生与暨艳案相反，反映了孙权对吴四姓的压抑和打击。
　　立后之争体现了南北政治势力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毕竟还处于隐伏阶段，并不明显。在二宫之争过程中，南北士人矛盾终于公开，孙权对南北方士人的态度也由游移不定转为倾向于北方士人。（田余庆先生：江东化指权力在地域集团转移而言，是和平渐进过程，而且不是绝对地用此弃彼。直到吴末，淮人在朝还不少。总之，对此问题，要从大处看，不能绝对化。说隋唐用关陇本位政策，关陇集团当权，也不能绝对化地理解。）

二

　　二宫指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他们之间的斗争始于孙权对二宫分宫别僚，之后，斗争日渐加剧，朝中文武百僚、外戚宗室均牵涉其中，分造两端，各有所依。《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对二宫分立情况记载比较明确：

　　自侍御宾客造为两端，仇党疑贰，北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两宫之争中官僚的对立地域性特别明显（田先生：？，例外多了一些），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
　　陆逊当时是南方士人领袖，而顾谭是丞相顾雍之孙，为吴郡四姓之首，朱据出自吴郡，亦在四姓之列。另外，吴郡张氏也是太子的支持者，《吴书》卷59《孙和传》注引《吴书》曰：“（孙权将废太子），张纯亦尽言极谏，权幽之，遂弃布。”张纯为张敦之子，而同书卷52《顾郡传》及注引《吴书》云，张敦为吴郡士人，少与陆逊齐名。可见，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俱党于太子。除四姓外，支持太子的大臣基本也是南士或与南士关系密切的北士。施绩是丹阳朱治养子朱然之子，而朱治曾大量举荐吴四姓及公族子弟入仕吴王府[17]，与南士关系紧密。尚书丁密则是会稽山阴丁览之子[18]。又据《吴书》卷57《吾粲传》载：“遭二宫之变，（吾粲）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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