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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缪钺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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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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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绩并不佳,此体当时尚未被重视。东汉五言诗之传世者,除班固、张衡诸人之作外,皆无作者主名,后人称《古诗》,《文选》采录十九首。《古诗十九首》为文人抒情之作,其长处为清新、平易、活泼,但无高深之意境,且风格相似,不显作者个性。
从两汉至魏晋,政治、文学、学术思想皆有蜕变之势,曹植则为此转变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东汉儒家思想盛行,魏晋以降,则谈老庄,讲佛学。汉人盛倡孝义,所谓“以孝治天下”,而曹植《仁孝论》则谓“孝者施近,仁者及远”,以为仁重于孝,此与汉人思想已不尽同,然其诗中内容多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情感。“总之,曹植思想,仍本儒家,不信方士之术,亦无玄释之思,其诗多咏人伦,喜言游仙,大抵不出《诗》、《骚》之域。故曹植虽有奠定五言诗体之功,而增扩新内容,则有待于阮籍、陶潜、谢灵运诸人矣。”[10]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中,五言诗发展成为文学主流。锺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在《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中,缪钺先生认为,魏晋以来玄学大兴,渡江以后佛理尤盛。如何融合这两种新思想于盛行之新五言诗体中,为时人之理想。西晋时,向秀、郭象精于玄义,而不工吟咏;潘岳、陆机辞采绮艳,而名理无闻。东晋孙绰、许询虽研精玄释,而苦乏诗才,所作“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1],惟郭璞文藻秀出,其《游仙》诗能合道家之言。东晋僧人支遁、慧远,皆能以佛理入诗,不乏风韵,可惜篇什不多,未能大畅宗风。
至谢灵运出,此理想始实现。灵运敬事慧远,曾作《辨宗论》,由竺道生顿悟之旨,又注《金刚般若》;他自注《山居赋》,谓《老》、《庄》“二书最有理”,因而既深于佛学又崇尚玄义。谢灵运天才本高,又用力诗篇,他之所以名重一时,为南朝之标准诗人,在于他能兼三者,以玄理佛义发为精美之诗。在缪钺先生看来,刘勰所谓谢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在谢氏诗中,庄、老非但未告退,而是以庄、老入诗至方获此成功。“谢氏不空言玄理,而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12]。这是谢氏五言诗精深华妙之处。
江南旧有吴歌。东晋以来,其声渐盛,士大夫多好之,遂有效其体者,如王献之作《桃叶歌》,孙绰作《碧玉歌》。尤其鲍照独喜吴歌,有《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幽兰》五首等,皆有轻灵婉妙之韵味。至齐永明末,沈约、谢眺、王融以四声制韵,入五言诗中,世称“永明体”。梁、陈之际,五言诗之发展,有两种趋势:一则承鲍照之风,仿效吴歌,一则承谢眺之风,重声律,工对偶,篇幅简短,开唐代律诗绝句之先河。
缪钺先生得出结论说:“综观此三百年之诗,谢灵运融合玄释,模写山水,鲍照仿吴歌,谢眺用声律,均能吸收新成分,故免于陈腐,开创风气”[13],从而揭示了创新是文学发展之路这一规律性的东西。ˆ
[1][3]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页。
[2][4][10]见缪钺著《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77、78—94、126页。
[5][6][7][8][9]见缪钺著《冰茧庵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版,第32、39、46、56、57页。
[11][12][13]见缪钺著《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5、18页。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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