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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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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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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假定其实并不能成立。他似乎没有了解到梁方仲教授在一条鞭法的研究中着重揭示的事实：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财赋分配的领域。这种流通，虽然也可以引起了商品流通的发达，但这种商业“一马当先”的繁荣，并不能引起手工业农业同步发展，梁方仲先生后来在《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虚假繁荣”。梁方仲教授的这些重要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重视。弗兰克上述凭想像和逻辑推理产生的误见，以及在部分学者中引起的认同，多少是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梁方仲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已经指出的白银货币在明清中国社会的流通领域的实情和特点。其实，早在将近50 年前，费正清教授在为《一条鞭法》英文本写的前言中已经指出，梁方仲教授的研究“为任何有关现代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24]我们或许由此不难明白为何费正清主编哈佛东亚研究丛刊，第一种就收录了梁方仲教授的著作。可惜费正清这个提醒，后来也常常被人们忘记了。
梁方仲教授的研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仍然保持其生命力，仍然在讨论的问题、研究的方法和提出的见解等方面，都可以为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新关怀提供基础。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研究完全是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下，按照学术的规范展开的。最近王学典教授撰文评述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时候，[25]把当代中国史学分为史观派、史料派和会通派。这种分类是否妥当我不想评论，不过，文章把梁方仲先生归为“兼重材料与理论”的“会通派”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熟悉现代中国学术史的人们都知道，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最热门的课题以及研究成果，是在政治色彩极浓厚的两场大讨论中引发出来的，这就是社会史大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梁方仲教授的学术生涯，在时间上几乎是和这两场讨论相始终的。在这两场讨论主导下兴起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许多方面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规范。梁方仲教授的研究，就问题意识来说，不能说与这两场讨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研究的方法，在遵守学术规范方面，梁方仲教授坚持了学术的独立和研究的科学性。
当大家闹烘烘地争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时候，梁方仲教授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必须从研究农村社会入手，而田赋制度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因而他选择从明代田赋史入手去探索中国社会的性质，并从对田赋以及相关制度的实证研究中，得出对明清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独到的认识。
当经济史学界一窝蜂地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却相信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从整理基本的资料，尤其是基本的数据开始，而把自己生命的最後时光花在了当时没有任何人重视的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去，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当经济史研究者热衷于通过对大土地兼并的谴责和讨论地租剥削形态去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时，他已经透过对粮长里长制的深入研究解释了明代乡村社会的复杂结构和演变轨迹，并把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解，置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与乡村基层组织机制的关系中去把握。
在研究方法上，当大多数研究者受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种种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在享受着运用外来的概念分析中国历史现象的便利同时，也不免停留在围绕着这些概念的争执，他坚持从史料的考释和事实的分析性研究去解释历史的真相；他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比较早大量利用地方文献进行研究的开拓者，他特别强调了地方和民间文献资料的运用，特别是强调了利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实物资料的重要性，并在自己的研究中付诸实践。正是梁方仲教授这种研究实践，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建立了一种学术的规范。可惜的是，长期以来，这种规范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说，解放以后，梁方仲教授的研究，长期处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流之外，被边缘化了。然而，他的研究，不但一直在世界学术主流之内中得到承认，而且能够在几十年之後仍然焕发其生命力，他所探讨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最近发展中仍然可以为最前沿研究的基础。当中国历史学正在反省过去几十年走过的道路，重新寻找新方向的时候，我们回顾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相信一定有助于我们重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规范，继续沿着梁方仲先生开辟的学术道路，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 [1]《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第四卷第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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