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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梁方仲——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方法论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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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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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的特色。这种研究风格，既不是以今律古，更非以古律今，体现的是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制度与经济社会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表现出与传统的制度史研究完全不同的旨趣。七梁方仲先生的经济史研究，遵循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处着眼，从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考释入手，因而他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和相关的见解，能够切入解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有着深远的学术生命力。在结束这篇学习体会的文章之前，我想再以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研究为例，谈一点我对梁方仲先生学术成就的现代价值的肤浅看法。
20多年前，汤明檖老师指导我研读梁方仲教授的著作时，一再提醒我，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关于一条鞭法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的论断，二是梁方仲先生对一条鞭法下白银的流通领域及其社会影响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汤老师一再提醒我，梁方仲先生的这两个观点，包含着相当深刻的内涵，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他自己的论著中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在后来的学习中，我一直努力去思索、探讨，期望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两个观点的深刻内涵。近年来，随着个人研究的深入，加上学术界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一些新进展的影响，令我逐渐悟出了一些意思。
首先，对於一条鞭法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这个命题，我一直觉得费解，为何梁方仲先生要用“现代”这个概念，我开始以为只是一个笼统的用法。可是当我和汤明檖老师讨论时，老师反复提醒我，梁方仲教授用“现代”这一概念，包含着他对明代历史的一种具有关键意义的理解，还提醒我把梁方仲教授提出的“洪武型生产关系”、“画地为牢的封建秩序”、“赋中有役，役中有赋”等命题结合起来理解，循此思路深入探索下去。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尝试结合自己的明史研究，努力去思考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几年，随着我自己对明代制度与社会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心得，同时也受近年来一些有关明代以后国家转型的讨论启发，逐渐悟到了一点：梁方仲先生把一条鞭法看成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的见解，可以通向有关明代以后国家转型问题的研究上去。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揭示，中国从明代中期开始，国家的规模和国家的形式，已经出现了一系列转型的趋向，甚至有人把这种转型与“民族国家”形成联系起来。我认为，明代以后的国家是否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自可以另作讨论，但一条鞭法的施行，的确意味着明代中期以后国家规模和统治形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一点在梁方仲先生讨论一条鞭法的意义时曾一再有所暗示。
梁方仲先生提出的一条鞭法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的观点，如果放到这样的认识脉络中理解，可以引出不少意义深远的课题。梁方仲先生在一条鞭法问题上有一些在已发表的论著中虽然还只是模糊和片段的论述，但包含了一些独具眼光的见解。例如，他指出一条鞭法取消轮役制，并以官收官解代替民收民解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亦不能不起了相当的变化”，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也相应得到加强，等等观点，到今天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明代国家转变的的基础。梁方仲先生的《明代的民兵》、《论明代里甲法与均徭法的关系》等论文，特别是他在四十年前出版的《明代粮长制度》一书，都可以放到这样一种学术理路中去理解。
梁方仲先生关于赋税普遍用银缴纳的社会经济意义的独特见解，在我们今天研究明清社会经济转变的学术兴趣下，也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我们知道，17 世纪把新大陆和东西两个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主要媒介，就是白银的买卖和流通。关於白银流通在16 世纪以后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意义，一直是研究近代世界形成的历史的中心课题之一。直到最近，仍然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备受重视。1998年出版的弗兰克的著作《白银资本》，曾在中国明清经济史界引起注意。该书其中一个比较核心性的讨论,就是从白银货币在17 世纪的流通格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在当时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王国斌教授在前言中对有关的论点有这样的评价：
(弗兰克)关於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23]
弗兰克的讨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16-18 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之后，在市场流通领域中必定产生广泛影响。但梁方仲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启示我们，弗兰克的讨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作为他讨论前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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