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银法，征一法，十段锦，一串铃等法，它们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上皆与一条鞭法相同，然所包括的范围大都比条鞭稍狭——谓为“具体而微”，颇为恰当。但诸法在施行上亦颇有与条鞭相异之处，且各名均有其独立的存在，个别的历史，故不宜与条鞭混而为一。

与此同时，他又分析了在各地施行的种种以一条鞭法为名的赋役改革的内容，指出：“一条鞭法在各地的办法是殊不一致的：论其范围，有广狭大小的不同；论其规制与实施程度，有精粗深浅的分别”，因而“一条鞭法只是当时在历史上的和地域上的一种发展”。如果不是通过分析的研究去把握一条鞭法赋税制度本质，这种认识就会或流于敷衍，或纠缠于无谓的争辩，而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研究，不但避免了这些偏差，而且从这种认识中，揭示出对一条鞭法与明代社会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研究，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王朝制度进行了分析性研究的一个范例，在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三

　　要对一条鞭法改革的具体过程、内容和社会意义有深刻的理解，不仅仅依赖于对一条鞭法本身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也有赖于对与一条鞭法改革前因后果相关的制度沿革递嬗，以及一条鞭法得以实行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为了深入透彻的弄清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围绕着一条鞭法问题，梁方仲先生把视野扩展到与一条鞭法相关的多个领域的课题，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一条鞭法改革的社会经济脉络。在这些研究中，我们不仅看到梁方仲先生视野之开阔，眼界之锐利，更看到他在研究方法上如何兼容并举。
　　为了明瞭明代赋税制度演变之轨迹，他从明初税制始定开始，对明代赋税及各种相关制度，如明代田赋的税目、税率、赋税定额的制定等课题，以及户帖、黄册、鱼鳞图等作为赋税征收依据的册籍等等，都作了专门的考释，从而为准确把握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赋税演变的本质内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为了弄清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背景，阐明“一条鞭法得以用银普遍地缴纳的缘故”，梁方仲先生没有把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当作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是对明代银矿开采和明代国际贸易中银的输出入作了专门的实证性研究。这两项研究在厘清了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特别着重于数量的分析（关于从这两项研究所见的计量方法的运用，稍后再讨论），虽然由于资料的局限，这些研究所能重建的白银生产和输入的数字并不必定精确，但也足以勾勒出了一个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的白银供给规模的轮廓，去说明一条鞭法得以普遍用作缴纳手段的前提和背景，比起泛泛空言“商品经济繁荣”要可信得多。
　　最值得重视的，是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的研究。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一文中，梁方仲先生提出：“关于方法的选择，要以研究者所欲达到的目的来决定”，他列出了几种情况为例，其中一种是：

　　如果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探求某一种现象的意义，那末，他可以从创造（或改造）此一现象的人（或团体）的真正用意去着手研究，此即所谓心理的方法。倘若研究者能证明他寻找出来的意义尽与创造者或改造者原意符合，那便是说他的方法是准确的了。怎样才晓得创造人的真意？那就要看：第一，有没有充分的证据？——如创造人自己的著作，日记，演讲词，或他人的著作足资证明者，等等。第二，研究者对于证据的解释是否真得了原意？

梁方仲先生的《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一文，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去探求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明代一条鞭法推行过程中，围绕着实行一条鞭法的利弊，支持和反对者之间发生了持续多年的争论。梁方仲先生先是“专就《明实录》的记载，略按年月编排，并稍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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