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就直接引用《统计》的数字和虽然注重数字考辨而否认原始数据应该是研究的出发点的价值，都是一种误解，都与梁方仲教授的原意相违。梁方仲教授的《统计》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应该从其所开辟的方向去认识。
其实，在梁方仲先生的经济史论著中，比较能够体现他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明代银矿考》[18]和《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19]两文。前面已经提到，这两篇论文，为了阐明“一条鞭法得以用银普遍地缴纳的缘故”，比较多着力于在数量上弄清楚白银来源的规模。但在史籍上，没有关于银矿产量和白银输入的直接的数字，需要利用史料上有记录的数据，复原或估算白银来源的数量。
对于银矿产量的估算，我们能够从史籍上得到的最具系统性的数据，是政府的银课收入的数字。如何评价银课数字，能否从这些数字推算出银矿产量，是研究明代银矿首先会遇到的问题。梁方仲先生一方面没有简单地从银课直接推算出产量，因为他很清楚，一则史书没有银课的税率，不能从银课推算银的生产量；二则在明代的体制下，银课往往是以摊派的方式科敛，可能根本就不与产量挂钩。另一方面，梁方仲先生也没有简单放弃对银课数字的利用，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能够从史籍中收集到的最有系统的数据。他在厘清了明代银矿经营方式和开采经过的基础上，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整理成表格之后，尽力细致地讨论了不同年代的数字背后的意义，再选出一些资料较为丰富的地区，更具体地揭示了银矿开采与银课征收的实际情形，通过分析，提出了有关如何理解银课数字意义的重要见解，例如银课中并不全部出自生产领域，银课数字往往是一个因仍其前某一年份制定的定额等等。
明代由国际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相当巨大，但究竟是什么规模，要从数量上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把握，比起银矿产量来，难度更大。梁方仲先生从具体考察明代国际贸易状况入手，考察了贡市时期和海舶贸易时期白银进出口的情况，从关税制度、税率、贸易船只的数量和规模、贸易货物品种结构、世界银产量、南美－菲律宾－中国－日本之间贸易格局等方面的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努力尝试利用有限的记载去重建白银输出入的数量。这种在没有直接可以利用的数据的情况下，通过考释比较不同的史料，推算出可以作量化把握的数据的办法，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计量研究中，是一种富有开拓性的探索。
总之，梁方仲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计量研究的方法上，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起一种研究的规范，这种规范的基本原则和规则，直到今天，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仍然值得效法。
六
前面已经提到，梁方仲先生是一位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史造诣，长期在史学园地耕耘的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大多从明代赋役制度入手，不过，他在学术上的根本关怀，他所有研究的着眼处，是要去理解和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演变逻辑，对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他研究历史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梁方仲先生有关现实问题研究的论著虽然不多，但其善于打通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文献考释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的研究风格，则显而易见。关于梁方仲先生对实地调查的重视，李文治先生曾回忆说：
为了进行前后对比，梁先生还特别重视社会调查，多次到农村调查土地关系和农民田赋负担问题。1939 年，为了相同的目的，曾前往陕甘三省从事社会调查，不辞劳苦，深入农村，搜集有关资料，为期凡八阅月。[20]
在我们目前所见梁方仲先生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有关这些社会调查的成果不是太多，在他留下的一份《历年发表论著要目》中，开列着一篇以《关于田赋征实粮食征购之意见书》为题的文章，是与他人合草之文，我估计有可能就是1939 年调查的报告或基于这次调查收集的资料草拟的，可惜我们还没有找到原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篇与这次调查有关的文章，是发表在1940 年的短文《对于驿运的几点贡献》，[21]文中就明确说明是以这次调查了解的情况为依据写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梁方仲先生首先从驿运的历史出发，强调了在战争状态下驿运的重要性，然后根据自己1939 年在西北数省实地考察所了解的情况，对如何建立完善的运输系统，提出了八点卓有见地的意见。有关该文讨论的问题，我基本不懂，无意置评。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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