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田地之数实指纳税之垦田，并不是指全国的实际的田地面积。这是历代都如此的。至于户口，有时亦是如此，所以在万历三十年和天启五年都有“半口”的记录..可以作为是指纳税户口之明证。

这一事实，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代户口田地数字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学术界长期被忽视，后来经何炳棣先生加以更深入地论证，[16]才逐渐被人们认识；而在中国，即使何炳棣先生著作发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未被大多数学者所了解。[17]甚至直到今天，不少著作在引用明清时期的垦田与丁口数字时，仍漠视这个基本的事实。梁方仲先生早在七十年前，在开始注意搜集整理传统史籍的数字资料时，就已经能够从数字本身的性质去把握数字所反映的经济事实，在如何科学地利用历史数字去进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1950年代，梁方仲教授开始编撰《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这可能是梁方仲先生所有著作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部，相信当代大部分中青年经济史学者都是通过这部著作才知道梁方仲这个名字。尤其是八十年代初这部著作出版之时，正是我国历史学界在反省过去史学研究的偏差，一度热衷甚至迷信所谓的“计量史学”的时候。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曾经相信所谓的“定量研究”比“定性研究”更具科学性，在这样一种倾向下，人们更称道这部著作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收集和利用数字资料，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方面的开创性的贡献，对梁方仲教授能够在五六十年代编撰出这样一部著作表示钦佩。近年来人口史研究的热闹，也突显了梁方仲教授作出了走在学术发展最前沿的奠基性贡献。因此，关於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需要我详细说了。
　　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在梁方仲先生编撰的这部以汇集历史数据为主体的著作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在于梁方仲先生处理历史数据采用的统计方法，而应该是他处理这些数据时坚持的历史方法。在《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他特别撰写了一篇《原论》，体现出他十分重视对相关历史背景的通识性的理解。可以说，没有一种把历代户口田地田赋制度演变打通来理解的通识，只是根据需要去撷取一些数据随意加以解释和发挥，是很危险的。对于《统计》，学术界有一种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这部著作简单地当作工具书来使用。《统计》从历代官私文献上汇集了大量的数据，并加以科学的排列统计整理，当然是一部可以方便地使用的工具书。但是，这部著作中渗透了梁方仲教授大量的研究心得，一些在最近十几年来被视为新进展的研究课题，其实在《统计》之中已经提了出来。例如明初土地数字问题，宋代客户问题等。梁方仲先生的解释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他力图在通解历代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去解读数字资料的方法，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运用计量方法的基本规则。
　　学界对《统计》有一种批评，就是认为《统计》采用的数字没有经过考证，以致收集了很多数字都是有问题的。其实梁方仲教授作《统计》，本来的用意就是把文献原始记载的数字整理出来，他在早期作《明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时，就已经声明：“本篇的职能仅是将这些矛盾参差的各种记载，明白简单地提示出来而已。”在这个基础上，如何通过辨证考释，对这些数字作出校正，应该另行作专门的研究。所以，不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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