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庶得以明瞭朝廷上争论的焦点，而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大概亦自明白”。然后，从方志、文集等文献中搜剔出当时人的意见，按支持和反对的理由，条分缕举，“这样，对于朝野间关于这种改革运动的论战，或可收览全貌，且更进一步地了解其真正的背景。”细读这篇论文，不难看到，梁方仲先生所用的方法有非常明显的特色。他不仅仅列举了当时争论双方说了什么，也不是简单地以己之见对有关论点之是非加以评说，而是把有关讨论放到一个实在的社会背景下，结合一条鞭法在特定情景下实际施行中的问题来加以分析。例如，在反对一条鞭法的意见中，有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征收银两对于农民不便，梁方仲先生在评论这种意见时，特别从一条鞭法征银的实际情形和明代用银的历史两点去加以考察，把征银的历史放到钞法、钱法先后废坏的历史一起分析，指出反对一条鞭法征银的理由，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银钱的比率定得太不合理。我们有了这个认识，才能够明白当时人疏章内所说的真意”。而这一事实背后，则是政府与富室权贵从普遍用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一认识对于了解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是非常关键的。从当事人的看法入手，又通过分析当时的场景去解读当时人看法的真意，从中揭示现象的本质和意义。这正是梁方仲先生对明代一条鞭法的见解能够高人一筹的原因所在。
在明代一条鞭法争论背后，梁方仲先生揭示了理解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南北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特别从中可以明白，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大量银元的流入引起的南方社会经济变动，是一条鞭法得以在南方迅速推广的社会背景；二是透过一条鞭法的赋役征收制度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各层的关系及其利益冲突，从中可以了解政府与人民、富户与贫民之间关系的许多真相。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去解读一条鞭法，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去探讨明代市场与货币经济的发达，如何在既定的明代社会经济结构下引起结构本身的改变。梁方仲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到他1956 年出版的《明代粮长制度》[8]一书中作了概括的总结。梁方仲先生早在30 年代中，已经开始研究明代粮长制度，20 多年间，经过多次改写，最后形成了这部近10 万字的专著。在这部著作中，梁方仲先生把赋役制度演变和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将视角深入到活跃在乡村中的各种地方势力的关系变化上，并且把这种变化置于商业发展、王朝制度及政治环境变动的脉络中考察。这样研究的旨趣，与50－70 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不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影响甚微。直到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开始重视对明清以后市场发展、王朝制度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的研究，我们重新读读梁方仲先生的《明代粮长制度》以及作为这一研究的基础的一条鞭法研究的论著时，自然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四
谈到这里，我想需要澄清一种颇为流行的误解，这种误解把梁方仲先生归为从事传统制度史研究的学者，以为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以及相关的研究，重点只是在从史料考释上面，着重说明了王朝典章制度的内容与施行情况，而在欠缺揭示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9]其实，梁方仲先生的关怀和研究的着眼点，从一开始就是明清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并由此去理解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由典章制度入手，一则是因为从王朝典章去说明社会制度，在中国学术传统上，有长久的渊源，一个中国学者研究传统中国社会问题，承此“家法”，不失为治学之正途；二则是因为在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一直在王朝典章制度规范下，虽然社会现实与制度规范常有相当大的距离，但王朝制度常通过不同的机制直接或间接影响或制约社会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的结构。由于我们研究所用的资料，不能离开士人留下的文字，若脱离了对王朝制度的了解，难以真切地解读文字记录的本意，也难以真正把握和理解现实社会现象。因此，研究者重视典章制度的考释，重视弄清有关制度的内容和本义，并不意味着只是以厘清制度沿革为研究的目标。我们综览梁方仲先生的论著，许多都是从制度考释入手，去说明社会现实之情状的。前面讨论过的一条鞭法、粮长制度等研究固然如此，其他有关制度的研究也一无例外，如《明代的民兵》[10]和《论明代里甲法与均徭法的关系》[11]等文章，都是体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很好的范例。
在梁方仲先生留下的遗作中，有一份《明史食货志》笺证，为未完成之手稿，80 年代初期《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分期连载刊出了这份手稿，[12]这份以“笺证”形式写成的手稿，与一般的文字校订诠释和典制考据朔源的笺证文章不同，不但利用各种不同性质的材料，对《明史食货志》中所记载的制度及其演变之迹作了详细的笺释，更以笺证的方式，发挥了研究者对同有关制度相联系的社会现实的解读。这篇遗稿，开创了文献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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