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风格，典型地体现了梁方仲先生的治学方法。
1958年，在梁方仲先生指导下，汤明檖、李龙潜、张维熊几个青年学者发表了《对邓拓同志〈从万历到乾隆〉一文的商榷和补充》[13]一文，文章虽然不是梁方仲先生亲手撰写，不过，文章中提出的处理和运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材料的方法，显然是梁方仲先生的主张。文中有一段关于官府与民窑关系的讨论，利用《实录》、《会典》等文献中记载的官方制度，说明了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如果不能掌握王朝制度，没有弄清楚政府规制与民间经济行为的关系，就可能导致对民间文献中反映出来的经济关系的误解。在这个意义上，梁方仲先生重视王朝制度研究的取向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梁方仲先生研究王朝制度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说明制度本身的内容，而是要通过剖析制度运作的机制去说明社会经济结构的实态。因此，在梁方仲先生的研究中，除了正史、实录、会典一类官方文献一直被重视之外，其他地方的，民间的文献也一直是梁方仲先生所倚重的材料。
在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还处在拓荒的时候，很多青年学者就提出是要重视地方志资料的利用。梁方仲先生可以说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为了弄清楚一条鞭法在地域上的发展以及各地施行的实况，他利用了从中国各地和日本美国等国家收藏的地方志超过一千种以上。正因为大量利用地方志资料，使他得以掌握一条鞭法在地方上推行的过程、内容的精粗差别以及不同地区的社会实况。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者中间，很少有像他这样大量利用地方志资料的学者。如果他的研究兴趣不是要究明一条鞭法这一赋税制度在地方社会实际推行情况，以此考察现实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演变趋势的话，绝不需要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去搜集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料。
除了地方志资料以外，梁方仲先生还特别重视各种公私档案和民间文献的搜集、研究与利用。早在1936－1937 年间，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向北京大学解抄清内阁大库档案，就是由他与刘隽先生负责挑选出来，先后抄得三万余件。他在《易知由单研究》[14]一文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对利用民间文献研究社会经济史之价值的看法：
过去中国田赋史的研究，多以正史和政书为限。这些材料，皆成于统治阶级或其代言人之手，当然难以得到实际。比较可用的方法，我以为应当多从地方志、笔记及民间文学如小说平话之类去发掘材料，然后再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去处理这些材料，必须于字里行间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还给他们真正的面目……除了书本上的材料以外，还有一类很重要的史料，过去不甚为人所注意的，就是与田赋有关的实物证据，如赋役全书，粮册，黄册，鱼鳞图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种完粮的收据，与凭单都是。
事实上，重视搜集各种公私档案，契据册籍作为研究的资料，在梁方仲先生治学生涯中，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努力。本文集特别收录了一组他研究这类文书史料的文章，从1933 年发表的关于明代鱼鳞图册的研究，到后来先后发表的关于户帖、黄册、易知由单的研究，一直到他在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时对各种契据文书所作的研究，这一部分的手稿过去一直没有发表出来，在梁方仲先生去世后，由李龙潜、黄启臣老师整理出来，先是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的《中山大学史学集刊》上曾经刊出片段，最近黄启臣、梁承邺老师在编著《梁经国天宝行史迹》[15]一书时，把这部分遗稿收入了书中，发表出来。我们从这些遗稿，可以看出他对这些文书资料研究的重视。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梁方仲先生这份释读各类契约票据文书的遗稿，本来是要作为附录收在《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的。我们知道，《统计》一书收集整理的数据，大多出于官修正史、实录、政书，基本上是一些出自官方档册中的帐面数字。梁方仲先生把这些数字荟集起来，加以条分缕析的整理，编成表格，为研究王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建立起一个可以通过数字去把握的基础。但同时，他也深知这些数字只是在一个官僚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形成的，要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需要更深入去探究这些数字如何产生出来的机制，以及这些数字所体现出来的事实。梁方仲先生本希望把与历代户口田地田赋有关的实物票据文书的考释，收入《统计》中作为附录，为后人指出从这些官方数字出发，逐步深入揭示社会经济事实的一条路径。遗憾的是，梁方仲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就不幸弃世，更可惜的是，在《统计》出版时，没有把这部分附录收入书中，令学界常对梁方仲先生如何理解官方数字的意义生出某些误解。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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