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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自我学术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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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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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前后有很大变化。……拓跋氏进入中原后逐步封建化，阶级分化急剧。”“拓跋氏一支南下，一支留在北镇。……等到南下的拓跋族封建化以后，……一部分成为门阀化的封建贵族。……北镇的拓跋族人，他们原是作为部落兵留在北镇的，因此是光荣的。现在北魏封建化了，他们成为封建社会中身份地位低贱的兵户。……号曰府户，役同厮养。”
1982年我写了一篇《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原刊《燕园论学集》，1984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就在这前后，还写过一篇《孙吴的兵制》。魏晋南北朝各朝各代的兵制，我大体都写到了。
这两篇文章，我都重视兵户社会身份的依附化。我在《孙吴的兵制》中说：“三国时期吴的兵制中比较突出的是将领世袭领兵制。兵，有点像私有财产，可以代代传授下去。”“汉末三国时期，兵的社会地位在逐渐下降，但还没有完全固定在低贱的地位。”“但兵家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究竟是已在逐步下降的道路上。兵、客、僮仆，地位已很接近。”
十六国时期，是个比较乱的时期，兵制也比较乱。就政权说，大大小小的王朝就不止16个。其中在原来汉族占据的地方，有几个王朝如：汉、前后赵、前后燕、前后秦，还有继承关系可寻，一些边疆地区的小国小朝，就更乱了。这时突出的是少数民族兵。永嘉之乱后，北方士家、兵户破坏厉害，一般郡县民户大约又恢复了兵役负担。但兵民分离的兵户，仍然存在。这由慕容垂遣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户），分属郡县”，慕容德时“士家悉在城内”，姚兴时曾“分大营户为四，置军以领之”等记载，可以为证。
寺院经济和兵制的研究构成我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两翼。
五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史学思想进入中国。胡适等人进入北大，北大出了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批人才。全国史学界都出了一批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的人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1930年前后），中国社会史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辩证唯物论传入中国。但它既受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也受其他党派的排抑。它没有进入史学界，就沉默下去。
在学术上我一生受影响最大的是陶希圣和傅斯年，两位都是我的恩师。在史学思想理论方面，陶希圣的影响比较大。但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几年，时间虽不算长，却是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导下作研究工作，受史语所学风和治学方法的熏陶，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国社会史论战。我的史学界同行、同辈学人中，多半是出身“五四”这一系统的。现在大约只我一人是出身“五四”系统，又是出身社会史论战系统，而又是以社会史研究为重点的人了。
北伐战争后，如雨后春笋一样，上海出现许多新书店，专门出版新兴社会科学一类的书。所谓新兴社会科学的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多书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给我印象深的是河上肇的关于辩证法的书。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史影响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我从这些书里学习的是读史、学史和写史的理论和方法——辩证法和唯物论。任何历史现象和问题，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和社会全面中的一点。因此，研究任何一个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都要从它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社会全面中的一点来认识它。这一点可以说是我读史、学史、写史中的一点心得。读者读我写的论文和书，都会看到这一点。
在治学态度上，我常常说我服膺两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中庸》）、“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荀子》）。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
白公（寿彝）在世时，我两人常常相互批评，他说我太顽固，我说他太活，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一个想法。就我的学术论点说，30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如历史分期问题，30年代的“魏晋之际封建说”（后常用“汉魏之际封建说”），90年代还在执着。这是否顽固，未能“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我一方面警惕，不要真是顽固了；一方面仍是顽固，固执己见。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读书多了，考虑多了，认识自然有提高，也更周密。30年代是幼稚的，闯劲大；90年代比较成熟些，稳些。
理论是从客观历史实际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客观历史实际的认识。已经过去的客观历史实际，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人们对客观历史实际的认识。认识会由浅到深、由片面到全面，不断变化。事实改变认识，认识不能改变事实。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给我们方法，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深入地去认识历史客观实际。但马克思不教我们迷信，他教我们不要顽守章句。理论要根据事实不断发展，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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