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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讳韩国磐，江苏省如皋人，新中国成立后，家乡归入海安县，故亦作海安人。出生于1920年1月5日，农历1919年12月24日，故他一直将生年填为1919年12月24日。
父亲出生在一个破落贫寒的家庭，韩氏乃当地大姓，论辈分，他与原江苏省长韩国钧为兄弟行，但家道中衰，食不果腹，度日维艰。父亲自幼好学，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借宗族学田充作学资。此事父亲念念不忘，故晚年汇款家乡学校，以报学恩。
日本全面侵华，江苏沦陷，父亲誓不为亡国奴。1940年，他从江苏学院只身出逃。在南下火车上，遇伪警带着日本兵盘查，被指为游击队，实为敲诈，哭求无门，只得将盘缠全数进贡，方脱大厄。
逃到武夷山，暂且安顿，重新读书。武夷山瘴气弥漫，蛇蝎出没。不久，父亲罹重病，难以久留，后持毛先生介绍信，辗转进入厦门大学。厦大为避日寇，迁校长汀，虽山清水秀，却也林深路隘，至今仍为贫困之乡。一贫如洗的父亲，古文、诗词俱佳，师生结社写诗，常居魁首，且一身长袍，至留校任教亦不改，故学校人们戏称他为“韩国老”。有此专长，得以教授富家同学古文诗词，换些旧衣饭票，有一顿没一顿地过日子。由于营养极度不良，故无病不患，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肝病，更加上严重的痢疾，几致死亡。无钱无药，实在熬不下去，想起顾祝同为江苏籍将领，冒昧致函求助，不意竟获回音，且送他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如久旱甘雨，生命有望。
困厄激励英才，父亲在病榻上竟也学习优异。在他学习的科目中，由于病重不能听课，故没有修过魏晋隋唐史。这段历史，只能自己补习，不料却补成兴趣，矢志专攻，成为终生研究的领域。
厦大曾经有一些在国内领风骚的学者前来任教，但大多来去匆匆，风过影息。尽管如此，多少也能让学生开开眼界，一睹大师风采。父亲在厦大听过几位著名学者的课，如叶国庆、施蛰存、谷霁光、林庚先生等，给老师们留下深刻印象，以后，书信交往，绵绵不绝。
毕业那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父亲先往厦门集美中学任教一年，翌年，叶国庆先生提议聘用父亲，故他从1946年起，开始了在厦大长达57年的教学生涯，为厦门大学建立起魏晋隋唐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两支学术队伍。
建国初期，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一个好时期，发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唐代灌溉事业的发达》、《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隋朝中央集权与地方世族势力的斗争》、《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黄巢起义事迹考》、《略论隋朝的法律》等论文，以及《隋朝史略》、《柴荣》等著作。这些论文，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侯外庐先生专门写信给厦大校长王亚南教授，高度评价，并提出让父亲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职。厦大也于1956年8月，提升他为副教授。在高级职称鲜少的那个年代，他的提升是迅速的，成为一颗闪亮的学术新星。
但是，学术冒尖是十分危险的，何况父亲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既不会走门串户，又不会喝酒结帮，自以为兢兢业业工作，下班赶紧回家研究，只求不受干扰，终不可得。反胡风运动突如其来，那天上午，他还在家中读报，同为教师的母亲问他报上批判的胡风是谁，他说不知道，未曾听闻。下午到学校参加全校批判胡风大会，会上点名厦大胡风分子，父亲竟然在列，随即遭羁押于校内坦白交待。对于一位三十余岁、对新社会充满理想的青年学者，不啻晴天霹雳，肝胆俱裂，百思不得其解，索肠无从交待，几不欲生。
幸好，反胡风运动相对短暂，父亲实在没有罪证，空穴也得有风，而他出身“贫农”，此时颇有裨益，最后诬陷不成立，给予平反。对他而言，有得有失：身体大受摧残，疾病缠身，尤其是严重的肠炎，每日必须如厕三至五次，终生痼疾；精神上成为惊弓之鸟。所得者，对于政治运动有了一定的经验，后来诸如[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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