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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在市场人山人海中一个劲往里钻，挤到7点多，好不容易买到一块猪肉，再买其它青菜，回去做饭，然后给父亲送去。下午就渡海到市区找中医，买中药，回来烧给母亲喝。父亲有三个子女，两男一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丁抽二，剩下我和父母相依为命。
父亲受了许多气，都往肚子里吞，这就闹出毛病来了。开始是咽不下饭，得用开水送，一检查，已是食道癌晚期，时为1975年6月，我差一个月高中毕业。消息传到北京，郭化若将军四处奔走，可他认识的名医不巧到云南下乡。这时，我表舅王世锐恰好到厦门，他是交通部总工程师，原为福建省交通厅长，同学李温仁，原是福建协和医院院长，我国享有盛名的胸腔外科专家。我持表舅的介绍信，和历史系柯友根老师一道先去福州联系安排，接父亲入住省立医院，李温仁大夫亲自主刀，两个手术组，一组开胸，一组开腹，把原来需要8小时的手术，压缩为4小时，取出大如拳头的食道癌，整个食道切除，胃直接与咽喉相接，置于肋骨外。李温仁大夫，不但医术炉火纯青，而且为人诙谐幽默，极端负责任，安慰父亲，说保证他今后不再长癌。这个保证应该让老天知道了，所以父亲以后果然不再有癌症，得享天年。父亲命中多贵人。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生病前，人民出版社决定重版他的《隋唐五代史纲》，让他修改，由张维训先生负责编辑。张先生是个厚道君子，对我父亲极好，为了此书，不辞疾病辛劳，亲自到厦门进行编辑工作。父亲患病，可谓是绝症，他非常矛盾，书已经修改大半，生死抉择，他选择修书至死，不愿到福州治病。后来，表舅劝他到福州，边治疗边修订，他勉强同意。再后来，李温仁保证他手术成功，他终于同意接受治疗。手术之后，进行了几个疗程的化疗，那是长期的、更加痛苦的过程。厦大党委书记是恢复工作的老干部曾鸣，亲自为他联系省休养院，就在鼓浪屿海边。当时我承朋友帮忙，在鼓浪屿高频设备厂当临时工，先是在电镀车间，用剧毒的氰化物电镀锌，后来去挖地道，拉大板车，扛石条。尤其是前项工作，稍不留神，就一命呜呼，所以，每周有一份猪头皮或猪杂的营养餐，在每人每月半斤猪肉的年代，这是无比的美味佳肴，正好送给正在化疗的父亲，增加营养，挺过化疗。父亲毅力坚强，默默忍受痛苦，从不叫唤。《隋唐五代史纲》的第一次修订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那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书，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它印了数十万册，在文化被革命的时代，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父亲欢欣鼓舞，迎来了学术事业的第三个好时期，参与并主持申报博士点，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撰写了《隋唐五代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纲》、《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南北朝经济史略》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还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常委。
1982年，我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父亲送我到船边，叮嘱我学成归国，特地在翌年春节写下一首诗：
域外逢佳节，情当倍思亲。母为儿女态，应与泗洙邻。
事业鲲鹏志，文章班马醇。学成归国后，漉酒洗清尘。
期望殷殷，父亲始终是一位爱国学者。
世纪初度，我告别尽心效力近二十年的厦大，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始新的工作。两个学校，风格差异颇大，为了适应新环境，我全力以赴，丝毫不敢怠慢。学校和系等部门，也尽量为我创造宽松的工作气氛和条件。为我的到来，系领导还亲自到厦大，并同我父亲交谈。父亲始终支持我的选择，时时来信，鼓励有加。我也尽可能回厦门看望老人，去年一年就回去三趟。但是，毕竟不能常在膝下侍奉，总是惶惶不安，竟至满头斑白。这种心情，常人难以体会。
离开厦门时，我们力劝父亲搬到厦大居住，因为原来的宿舍已是百年老屋，实在破败不堪。父亲不愿迁移，多有忌讳。多次劝说，尤其是在鼓浪屿得不到好的治疗，父亲终于同意搬迁。今年四月，我太太专门到厦门，向厦大领导申请搬房，幸蒙批准，办好手续。父亲入住后，颇为满意。不料风云突变，他真菌感染发烧，送厦门市第一医院，注射抗生素，翌日肝脏损坏，抢救无效，呼吸衰竭。
我和哥哥都是事后获知消息，如晴天霹雳。即刻赶回，五内俱焚。我纵足飞奔，以光的速度，想紧紧抓住父亲撒开的双手，却只能千百遍地隔着黄泉呼唤你，唯愿整理出版父亲的文集。此事我曾多次向父亲提及，并蒙他同意，着手代他修订著作。父亲亦有积蓄，可以聊助刊行。但此次回去，被告知父亲积蓄不见了，文稿亦有损失。丧父之痛未已，纵有何种变故，皆愿来日弥补。天佑善良，愿父亲走得平安，早登彼岸。
追思那段相依为命的日子，刻骨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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