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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等，因为是大面积揪斗，反而没有反胡风运动恐怖，故文革中，他能白天挨斗，晚上安然入睡，使得估计他身体挺不住的人，惊奇他竟能大难不死；反胡风运动之后，旋为反右派运动，因为父亲刚刚整过，所以躲得一线生路，否则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便是漫漫长夜笼罩。
反胡风运动之前，父亲主持厦大学报日常事务，担任工会工作，承担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后，便埋头于学术研究，从1957年到1965年，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二个好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先后发表了论文：《关于拓跋魏时期奴婢的几个问题》、《唐宪宗平定方镇之乱的经济条件》、《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吐蕃和唐的亲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芍陂屯和石鳖屯》、《略述科举制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论唐太宗》、《论太宗的选用庶族地主》、《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科举制和衣冠户》等大量论文，以及著作：《隋唐的均田制度》、《隋炀帝》、《北朝经济试探》、《隋唐五代史纲》、《南朝经济试探》等。他是我国早期运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代表性学者，针对唐史研究详前略后的现状，他特别注意研究唐代藩镇问题，研究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指出其间政治、制度、经济的种种变化，拓展了唐史研究。他对于经济形态的变化尤为关注，对于南北朝经济史作了全面的探索，并计划撰写隋唐经济史，不幸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未能完成。
父亲对于历史的考察是细致的，能够把握细小的变化，见微知著，如对科举制的研究，根据《房玄龄碑》考证进士科产生于隋朝开皇末年，提出科举形成“衣冠户”阶层等等，可见其研究风格之一斑。
父亲对于古文献用功甚勤，自我懂事以来，父亲的形象就是严肃的，每天在狭小的书桌读书写作，从不间断，高兴时，吟诗写字，有时也教我下围棋，但棋力不强，不久就被我打败了，他也并不在意。他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写诗，颇得唐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间隙时刻，他也不时拿出古典诗文，吟唱得津津有味，还把我叫到跟前，亲自把教古文和诗词。父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买书，厦门偏僻，没有古籍可购，他四处觅求，写作累了，就带我上街，他买书时，顺便也给我买几本连环画。
1962年，郭化若将军到厦门视察休养，找厦大教师谈农民起义问题，王亚南校长推荐父亲出席，畅谈之后，郭老颇为意外，遂由历史谈到文学，以至诗词酬唱，成为知己。郭老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解放军参谋事业的奠基人，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诗文书法俱佳，被誉为“一代儒将”。将军与教授在古典诗文上意趣相投，爱才之心顿生，郭老见父亲年轻多病，亲自安排父亲到南京军队疗养院疗养一年，让他换了个身体，才能挺过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风突起，父亲作为厦大的“三家村”，和校长王亚南教授等首先被打倒，关进牛棚，家被抄了几次。他平时受学生尊重，所以，抄家倒是比较文明的，红卫兵手下留情，仅拿走文学书籍，历史书基本留下，只在书橱上贴上封条而已。整个文革，父亲虽然多次进“牛棚”，但基本没有遭受武斗，和其他教授相比，他是幸运的。令他伤心的，是他的学生诬陷他，挑出他《论唐太宗》的文章，说他讲唐太宗前十年统治得好，后十年骄傲自满，统治走下坡，这是影射毛主席。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这可是杀头的罪名，让他胆战心惊。身体本来多病，顿时全身浮肿，母亲自从反胡风运动以后，就受牵连而失去工作。父亲的工资被扣，仅发生活费，母亲天天为父亲烧饭，让我去送饭。我家住在鼓浪屿，要乘船后转车，才能到厦大。当时我九岁，成了黑帮的儿子，出门经常遭到围打，但也不能不坚持每天送饭。后来，其他几位关“牛栏”的教授，如陈诗启、张立、傅衣凌等家属，也经常让我捎带饭食，或者传送东西，故我双手都提篮子，装满东西，不时惹得看管的红卫兵生气，免不了挨骂。
不久，母亲也病倒了，她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了。而市场的供应越来越坏，我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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