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於高昌地区弥勒上生信仰的流传，研究者很自然地认为，应始於北凉沮渠京声在高昌翻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5]。但此说实际存在问题。关於沮渠京声译出此经，主要有二条记载：一为《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该录於《弥勒》、《观世音》、《禅要》、《泥洹》四经后附注云：“右四部，凡五卷。宋孝武帝时，伪河西王从弟沮渠安阳侯（京声）于京都译出。前二观先在高昌郡久已译出，於彼赍来京都。”一为同书卷一四《沮渠安阳侯传》，该传记京声先到于阗，从天竺法师佛陀斯那受《禅要》，然後云：“既而东归，於高昌郡求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汉文。居数年，魏虏拓跋焘伐凉州，安阳宗国殄灭，遂南奔於宋。……初出《弥勒》、《观世音》二观经，丹阳尹孟见而善之，请与相见。……”《高僧传》卷二《昙无谶附安阳侯传》同。显然，沮渠京声的译经与出经，时间、地点并不相同。译经时间大致在433年前后，地点在高昌；出经时间在439年北凉灭亡之后，地点在江东。也就是说，此经虽在高昌翻译，但实际并未在高昌流传。然而，此经是否也未在河西流传呢？我认为应该曾在河西流传。北凉沮渠氏世代信奉佛教，京声作为北凉宗室，将此经由高昌带到河西，不可能不给亲朋传观。沮渠京声於亡国之後，逃到江东，大概为了赢得当地佛教人士的好感，才故弄玄虚，说此经至此始公开面世。但此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当然，也不能认为，在沮渠京声译出此经之前，弥勒上生信仰就不可能流传。
据《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前秦建元二十一（385年）以前，道安在长安，已“每与弟子法遇等，於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可见在沮渠京声译出《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之前半个世纪，弥勒上生信仰已在中原流传了。此中原流传的弥勒上生信仰，应该另有所本。但吐鲁番出土北凉太缘二年（436年） 四月中旬令狐广嗣、史良奴等在河西酒泉写《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卷下题记，明确表示愿意“舍身先生弥勒菩萨前”，时间在沮渠京声翻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後，则不能说二者完全没有关系[6]。高昌的弥勒上生信仰，是由北凉反馈回去的。
439年，北凉被北魏灭亡。442年，北凉残馀势力在沮渠无讳的率领下，逃到高昌。443年，沮渠无讳在高昌建立流亡政权，改元承平。444年，无讳卒，弟安周继位，仍沿用承平年号。高昌故城内废寺遗址出土承平三年（445年） 《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三处提到弥勒：一处为：“弥勒菩萨，控一乘以苌（长）驱，超二渐而玄诣。”一处为：“於铄弥勒，妙识渊镜，业以行隆，士囗囗囗。”一处为：“稽式兜率，经始法馆，兴因民愿，崇不终旦。”前称“菩萨”，後称“兜率”，可见说的是弥勒上生信仰，而所造亦为弥勒上生信仰寺院。当时的吐鲁番地区，正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高僧传》卷一二《释法进传》记此次饥荒发生在沮渠安周继位之年，“死者无限”，法进割己身之肉以食饿民，因而绝命。可见情况之惨烈。此次饥荒大略持续了七、八年。此碑刻於发生饥荒的第二年，当时饥荒仍甚严重，故有“朝饥思膳，雨甘露以潜贷；幽夜莫晓，明慧日以启旦”之语。池田温先生注意到此碑与饥荒的关系，曾指出：“当时的吐鲁番盆地，政治上不安定，加上与北方外族的对抗，经济基础不免脆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沮渠安周）笃信其父蒙逊称霸凉州时期一直崇尚的佛教，除了为了获得内心的平安，还具有作为国政要事而励行的意义。”[7]这种见解非常正确。沮渠氏流亡政权将佛教作为国教，尤其将弥勒上生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对於缓解与人民的矛盾，度过持续性的饥荒，确实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吐鲁番地区流传弥勒上生信仰，亦自沮渠氏流亡政权始。
501年以後，高昌进入麴氏王国统治时期。麴氏王国对佛教亦甚崇重，弥勒上生信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吐鲁番三堡曾经出土一方两面镌刻碑铭：一面为麴宝茂建昌元年（555年）十二月廿三日《折冲将军新兴令麴斌芝造寺布施记》，其中提到“如来”，又有“偃驾双林，潜光鹫峰”之语。我们知道：“鹫峰”即灵鹫山，为释迦曾居之处；“双林”即娑罗双树林，为释迦化身涅槃之处。据此，“如来”应指释迦牟尼，此拟造之寺应为崇奉释迦牟尼的寺院。但另一面为麴乾固延昌十五年（575年）九月《宁朔将军绾曹郎中麴斌芝造寺铭》，其中提到“降迹天宫，诞形帝宇”，又提到“禅室连扃，秘如兜率”。据此，此新造之寺又似与弥勒上生信仰有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此新造之寺，经过二十年的酝酿，最终变成一所弥勒上生信仰寺院。我们只想说明，当时流传的净土信仰，涵义较广，一所寺院往往并不仅仅崇奉一个门派的信仰。如吐鲁番出土麴乾固延昌十七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