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二》：“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自林始。”《献帝起居注》的这一段文字，史家句读不尽相同，解释也多有歧义，本文所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大概是通行的版本。
　　前引《献帝起居注》所述为建安八年一桩人事任命引出的朝堂班位调整，但其行文疑点颇多，问题主要在于如何理解“都官长史”这一称谓的含义。
　　公车司马令，据《续汉志》载秩“六百石”。从建安八年卫林任公车司马令时起，与公车司马令一并“位从将、大夫”的“都官长史”，秩次又如何呢？实际上，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献帝起居注》所谓“都官长史”，究竟是指都官、长史两项职务（读为“都官、长史”），还是都官长史一项职务（读为“都官长史”）？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都官长史”指都官与长史两项职务，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先看前一项职务“都官”，当时也称“中都官”，颜师古释为京师之官[1]，是不错的。但京师之官名目繁多，秩次也相差悬殊，如列卿均为都官，秩皆中二千石，而太史诸令（与公车司马令同样隶属列卿）也是都官，秩则仅六百石。[2]
　　再看第二项职务“长史”，其分别为公、卿属官，秩次也是参差不齐。如诸公长史皆千石，或比千石，[3]诸二千石长史则为六百石。[4]《献帝起居注》指的是哪一种都官或长史，似不甚明确。不过，按照《献帝起居注》的说法，“都官、长史”或“都官长史”，既然与公车司马令一并“位从将、大夫”，其官秩应该就有所限定，我以为不大可能是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列卿，也不大可能是六百石以下诸官，[5]估计就与公车司马令相当，秩六百石，至多为千石。
　　那么，有无可能是第二类情况，即“都官长史”仅指都官长史一项职务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献帝起居注》所言都官长史当时是否为一项限定的职务，或者说在制度上能否与其它都官长史不相混淆？
　　《汉书·淮南王传》记淮南王谋反事，有一条与“都官”有关的材料：“乃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云云。其中与“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并举的有所谓“吏中二千石都官”，可知早在西汉武帝时，都官中的中二千石在官方文书里就已被正式单独提出，以至与都官中的二千石（如太子太傅、少傅、将作大匠、詹事、大长秋、典属国、水衡都尉、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非都官的二千石（如所谓“郡国二千石”[6]）形成对照，出现“中二千石都官”这样一种固定的称谓。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列中二千石有奉常（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执金吾），即所谓“列卿”或“九卿”，一律都是“都官”。该《表》“中二千石”诸卿条下谓其“丞皆千石”，未载有长史。
　　《百官公卿表》所记百官公卿中属吏为长史的只有两类，一是诸公，二是边郡守。同《表》“郡守”条云：“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7]边郡守是《续汉志》说的“郡国二千石”，不在都官之列，其长史当然也就不是“都官长史”。又同《表》“相国、丞相”条云：“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太尉（大司马）”、“太傅”、“太师”、“太保”条下皆曰：“有长史，秩千石。”“御史大夫（大司空）”条称其长史即御史中丞，秩亦“千石”。东汉时御史大夫另设长史一人，官秩则不明。[8]问题是“丞相、御史大夫、将军”虽然与“吏中二千石都官”同样都在京师，但从班固以“丞相、御史大夫、将军”与“吏中二千石都官”并称的例子推断，前者即“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当时是既不称“吏”也不称“都官”的。换句话说，《汉书·淮南王传》所言“都官”，指的仅仅是京师的中二千石以下诸官。
　　另据《续汉书·百官志四》：“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长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长、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诸边障塞尉、诸陵校尉长，皆二百石。”中二千石属吏中仍未见有长史。《续汉志》所记百官公卿中属吏有长史的仍然只有两类：一是诸公，二是“真二千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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