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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官长史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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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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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石）。《续汉书·百官志五》“郡太守”条：“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但上文中司马彪既然没有指明“真二千石长史”仅限于郡国乃至边郡，应该就是包括京师之官在内的，这与前引《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西汉制度已不尽相同。比照《汉书·淮南王传》“中二千石都官”的称谓，京师二千石之官似乎也可以称“二千石都官”。“二千石都官”的长史，则是“二千石都官长史”。后汉时百官公卿中虽然可见林林总总的都官与长史，但都官之长史却只有京师二千石之官的长史，即“二千石都官长史”。
汉代长官配置属吏，秩次是互相对应、有所限定的。即使是同样的官职名号，长官位次不同，属吏的秩次一般也就不同。如同样是长史，诸公长史秩千石、比千石，二千石长史秩仅六百石。
最终我们发现，东汉末年《献帝起居注》提到的“都官长史”，语义看似含糊不清，实际上却是一种限定非常严格的称谓，指的只是“二千石”（《续汉志》所谓“真二千石”）都官的秩六百石的长史。建安八年确定“都官长史”与公车司马令一并“位从将、大夫”，“都官长史”的提法并不会造成混乱。而公车司马令的官秩与“真二千石长史”同样为六百石，应该就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那么，《献帝起居注》谓“都官长史”与公车司马令“位从将、大夫”，这里的“将、大夫”又指的是什幺呢？《后汉书·桓帝纪》建和元年四月，“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李贤注曰：“将谓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中郎将也。大夫谓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以上诸官官秩，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中郎将皆比二千石，光禄大夫也是比二千石，太中大夫千石，中散、谏议大夫六百石。[9]
公车司马令、二千石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并没有改变公车司马令、二千石都官长史乃至将、大夫的秩次。“位从将、大夫”一句中的“位”，指的是朝位。“将、大夫”包括五种中郎将和四种大夫，其名号、秩次差别虽大，却是自成序列的两组官职。且其员数虽多[10]，却少有变化，在朝堂中占据固定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居于“将、大夫”末席的中散、谏议大夫，均为秩六百石，朝会时公车司马令、二千石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其实是紧随与其同为六百石的中散、谏议大夫之后，这不会造成朝堂百官秩次的混乱，可信是一种合理的安排。
至此，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前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自林始。”细绎这段文字：最后一句中的“旧”字，使整段文气变得不够顺畅。实际上，“旧”字的出现，令我们怀疑“旧”字以下的部分，与上文并非同一作者所言，甚至就不是《献帝起居注》的原文。
汉代诸帝之《起居注》，本来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谓“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云云，就很像是史臣实时的记录。但“旧”字以下部分，则是一种追述的口气，从时间上与上面的部分拉开了距离，似乎是多年后对上文内容的回顾。那么，这段后加的文字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现在无法彻底解答这一问题，只能依据蛛丝马迹作一些推测。前引《献帝起居注》下文说“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表明作者讲这段话时，公车令与都官长史的朝位与建安八年已有差异，应该不再是“从将、大夫”了。《宋书·百官志下》记后汉光禄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员数，又说：“魏以来复无员。”曹魏诸大夫既然已无员数，公车令、都官长史继续“位随将、大夫”便有了困难，因而我怀疑建安八年所定公车司马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的朝位顺序，到曹丕代汉之后就发生了变化，《献帝起居注》“旧”字以下一段文字，应该就是魏晋时人的言论。
现存《献帝起居注》有关公车司马令、都官长史朝位顺序的文字，仅见于《续汉志》刘昭注引。此条“旧”字以下部分，是否就为刘昭所加呢？遍检《续汉志》注，刘昭所言均题作“臣昭曰”，未加注明而将自己的意见掺入引文，似乎不符合刘昭的书法。
裴松之注《三国志》，大量引述《献帝起居注》，而且注文中经常夹杂裴氏本人的议论。但现存裴注引文中，并没有本文一开始所引那段文字。况且裴氏在注文中发表议论，也一定要注明“臣松之以为”或“臣松之按”云云，所以，前引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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