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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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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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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可知刘知几对于唐修诸史、尤其对于《晋书》中苻生之“厚诬”是颇为不平的，故又曰：“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8]（《曲笔》），而《苻坚载记》正是曲笔的典型。
而对于修《晋书》，唐太宗与史官们的确各自有着不同的目的，台湾学者雷家骥亦有类似的论述。他说，贞观二十年（646年）修《晋书》，君臣之间总是借修史来满足他们各自的目的。是年三月，唐太宗征高句丽还，六月又诏李世勣率军征漠北薛延陀，并亲往督师。铁勒诸部内附，上唐太宗以“天可汗”尊号，唐太宗甚为高兴。于是，就企图借修史来进一步强化唐朝及其自身的功业。原修五史，就是为了强化唐朝的正统性。而此时更要上溯到晋朝，“为本朝政权塑造更完美光明的理论根据”。更强调将唐朝发生的事情与晋朝类似者对比，以便寻得经验教训，“贞观君臣特富以史经世观念，他们重修《晋书》，与探究晋代兴亡之真相有关。尤其留意当时发生之事件与晋朝相类似者，俾更能从晋史中了解此类经验之得失，亦为其重要动机和目的之一”[5](P624)。可见，对于《晋书》编撰之原因，雷家骥之论述与罗杰斯有相通之处，他们都看到了君臣修《晋书》的背后根源，只是罗杰斯更多的是探讨史臣们借修《晋书》之际表达他们“以史制君”的观念，无论是丑化苻生、溢美苻坚，还是肆意塑造淝水之战的宏大场面，都蕴涵着史臣们进谏的心态。当然，更为重要的区别是，罗杰斯否认这些是前秦真实历史的记载，这和雷家骥对《晋书》的评价有着本质的不同。
综观罗杰斯对《苻坚载记》的分析，其实有几处致命的弱点。
其一，史料上的问题。虽然罗杰斯文中讨论了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对《晋书》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系统地探寻《晋书》的史料来源，难道初唐史家们杜撰历史，真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在唐修《晋书》时，尚有十八家《晋史》存世。诸家《晋史》中，以纪传体而言，有王隐《晋书》、虞预《晋书》、谢沉《晋书》（未成而卒）、谢灵运《晋书》（未成被杀）、朱凤《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编年体者，则有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孙盛《魏氏春秋》与《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王韶之《晋纪》、刘谦之《晋纪》、张瑶《后汉纪》，等等。唐修《晋书》，正是综采诸家之说，一以贯之，编成一书。史料来源既广，而编修者亦众，有二十三人之多[9](P53)。具体的负责篇章，明代史家王世贞论曰：“其事例属敬播，《天文》、《律历》属李淳风，《掌故》属于志宁，纪、传属颜师古、孔颖达辈，而宣、武二纪，陆机、王羲之传，天子称制以叙论之，最称彬彬详雅矣。”[10](P2201-2203)。所以，唐修《晋书》是以诸家晋史为基础的，史家们只能是以这些资料为来源，编删排比而成的。罗杰斯只说是房玄龄等史家的虚构与想像，而未及讨论作为房玄龄《晋书》资料史家们的情况，显然其分析与解构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且是书由众人分工合作编成，《苻坚载记》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并不清楚，但作为监掌其事的房玄龄等人并非《苻坚载记》的亲撰者，罗杰斯一味地指陈其反映了房玄龄和褚遂良等大臣的想法，这本身就于理不合。况且，尽管苻坚曾毁国史，但是唐初还是有前秦的资料流传。刘知几言：“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始。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记》十一篇。”[8]（《古今正史》）《隋书·经籍志》则曰：“《秦纪》十一卷，宋殿中将军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11](P963)可见，裴景仁《秦纪》当是《苻坚载记》直接的原始材料之一。而罗杰斯却无一言涉及此书。
其二，选择对象的问题。晋朝有十余位皇帝，为何不选择晋朝皇帝作为唐太宗的影射对象，而单单选取前秦的苻坚呢？《晋书》有一百三十二卷，有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苻坚载记》只是《晋书》的一部分。如果说初唐史家们要反映唐太宗时期的历史，为何不选择其他篇章，而单单选中《苻坚载记》呢？是全书都是初唐史家们的杜撰，还是只有《苻坚载记》？罗杰斯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解释。罗杰斯的分析中，肯定了唐修《晋书》正统性的问题，对于唐朝借修《晋书》以强化本朝的正统性也表示赞同。但是苻坚是“胡族”氐人，不具正统性。如果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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