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条记事之必伪，清人王士禛与今人齐治平均已力辨[13]。只是，作伪的并非王嘉(子年)，而是南朝人。据《晋书·艺术传》和《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所附王嘉传，王嘉为十六国前期人，前秦末年为姚苌所杀。可是，此条记事中有“河南献玉人”一语，河南者，河南国也。魏晋南北朝时期曾被称河南国的，只有乞伏西秦和吐谷浑两个政权[14]，时间都在王嘉死后。乞伏乾归与其子乞伏炽盘称河南王的时间极短，而南朝宋、齐、梁各代封吐谷浑君主为河南王的传统持续了一百多年[15]，所以，在正史及其它各种文献中，河南国基本上是指吐谷浑的。在今本《拾遗记》中，前引刘备与甘后事迹一条，放在正文即王嘉原本之中，而不是置于梁代萧绮的所谓“录”中。从上述时间上的矛盾看，此条记事的作者即使不是萧绮，也必是南朝时期的其他什么人。
　　这条不合史实的记事，也并非全无研究的价值。就本文而言，其价值就在于“河南献玉人”的记载。吐谷浑与南朝密切的通使关系，以及经由吐谷浑之地而沟通的西域各国与南朝间的通使关系，频繁地见载于南朝史书，当然也必定给了当时的人以很深的印象。吐谷浑并不产玉，但于阗国的玉只有经过吐谷浑才能运达南朝。至于吐谷浑在于阗玉贸易中，是仅仅充当商胡的保护人，还是兼营中间贸易，我们已无法知晓。从“河南献玉人”一语，可以看出，在南朝时代的江左人士心目中，或者在事实上，河南国与运抵南朝的于阗玉，是有直接关系的。　　吐谷浑与南朝的交通，经过益州、荆州，沿长江抵达建康。吐谷浑与益州的关系，据《梁书·诸夷·河南国传》：

　　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

同书同传还记载，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伏连筹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请于益州立九层佛寺，并获得梁武帝允可。益州是吐谷浑贸易之路的重要一站，所以有大量胡商居住或活动于益州。《隋书·儒林·何妥传》：

　　……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何妥一家极可能是粟特商胡。同样可能是粟特商胡而活动于益州的人还很多。《续高僧传》卷二五释道仙传：

　　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

另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见于《高僧传》卷七宋释慧叡传：

　　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

　　陈寅恪先生曾说：“……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16]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再次强调“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17]。
　　益州处于如此地理位置，在昆仑玉贸易中，自然应当有特殊性，史籍中相关的资料也偶可一见。前面提到的何妥，其兄何通，便以治玉见称。《隋书·何稠传》：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斵玉。

何通活动于萧梁时期，家在益州陴县，身为西域胡商，以治玉见称，可见益州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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