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沅巡抚就近遇缺补用，其余人员“同职回京”，尽量使所属“各有着落”[274]。这完全是交待后事的口吻，时间是顺治十四年十月。满朝文武，甚至是顺治帝本人似乎也感染了洪承畴的绝望。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绝望并没有机会维持多久。就在洪承畴上奏交待后事、清廷决定不设经略的一月之前，九月二十八日“秦王已差官持书前往经略处”[275]，洪承畴没有收到来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孙可望这个救星，清廷更是无法得知南明内部的具体实情。一个半月之后，孙可望的信使到达准备收拾行囊的洪氏军中[276]，清廷立即改变决定，洪氏“留原任管事”[277]，统领所属官兵，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南前进，相机收取贵州。虽然洪氏所坚持的进剿云贵的三个条件最终还是实现了，但历史似乎与他开了一个不轻不重的玩笑，仅仅相差三个月，本来可以功德圆满的洪承畴却禁不住来自各方的沉重压力，在时运不济、阴差阳错的阴影中递上了以病解任的奏本，胜利的桂冠再次与他失之交臂。
至此，对洪氏“争功”之说，我觉得也靠不住。期待云贵内变，一直是洪氏希望之所在，精力专注之目标。若他再耐住性子，等待三个月，事情就完全如他所预计的一样，根本不存在争功的嫌疑。再说，他争到了什么？他可有资格争功？虽然孙可望一经投降，他立即病愈，表示要振励精神，勉图竭蹶，慎终如始，却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地位了。清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分三路进攻云贵，洪氏只是其中的一路，尚且要与宁南靖寇大将军、宗室罗托协商[278]，地位陡然下降。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再次乞病解任[279]，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还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自己的使命宣告完成，只能以体力不支这种最平常、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告退，或许带着走狗良弓之悲，但绝对不敢表露。分内之事还得勉力完成，如“为诸军任饷，十七年八月以前仍不能卸经手之责”[280]。可以说，这就是洪氏第二次乞病解任的内情。
对于洪承畴的乞请，清廷也没有加以挽留。洪氏乞病解任的揭帖在十月十六日到达朝廷，仅仅一周之后的二十三日，清廷即“特准解任回京调理”[281]，行政效率如此之高，如此不假思索，这只能证明以往的信任有加，仅仅是一种权宜，一篇迫不得已的权宜，并非真正信任无猜。敕命以来一直如梗在喉，此时洪氏自寻阶梯，正中清廷下怀。五省经略的赫赫威权，只是历史长河遇到坚强礁石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转瞬即逝，从来就不能当作铁板钉钉的真实旧事重提，更不能成为洪氏争功的砝码。顺治十六年之后洪氏地位的尴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最终只能成为又老又废的闲人，凄凄惨惨死在北京，是心机过度还是被清廷无情抛弃？历史是残酷的，又是顺理成章的，这与洪承畴个人天良是否存在关系不大，倒是与他关键时刻总是不够坚定的个性大有干系。我们不可能重演历史，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但应该追求对历史作出更合理、更接近真实的解释。当然，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而已。
[1] 参见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70－479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
[2]第一次抗清高潮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随着南明鲁监国和隆武政权先后建立，清军战线的推进，在东南地区普遍出现了以反剃发斗争为标志的抗清斗争，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在湖广，原明总督何腾蛟、巡抚堵胤锡等与李自成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部实现联合，编营十三镇抗击清军，以二年年底进攻荆州达到顶点，三年二月荆州之战失利后高潮消退。第二次抗清高潮始于顺治五年，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及山西大同总兵姜瓖等先后反正投明，改变了明清双方在前线的力量对比，永历政权遽得劲助，南明军队先后控制了两广、贵州及四川、湖南、江西的大部，山东榆园军的活动也达到最大规模，形成第二个高潮。清军几乎倾巢而出，各个击破，终以金、李、姜等人战死、永历政权走上琐尾流离道路而告结束。
[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8，《贰臣传甲·孔有德》，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
[4]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李定国传》，光绪十年邵武徐氏刊本。
[5]《清史列传》卷2，《宗室王公传》二，《尼堪》。
[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孝宗实录》，四年（清顺治十年）十一月乙未。第九册，第3835页，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以下简称《李朝实录》。
[7]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8，下册，第682页，中华书局1957年5月版。
[8] 费密：《荒书》第17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9]《清代档案史料从编》第六辑，第181页，顺治九年七月十二日《车克等为农民军四起饷绌兵单请调兵拨饷事题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10] 《西南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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