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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就是事机凑合的时刻。在此，集中体现了洪承畴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和作战气势，可以说他确有过人之处。
对于全局的形势，对于南明领导的抗清斗争，洪氏有着深刻的了解。从当前情况看，前线的清军已占有一定优势，只要能稳住局势，稳操胜券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从长远角度看，南明控制区仅仅为中国西南一隅，而清廷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大地超过对方，进行持久战对南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惟有一点，清廷无法不能与南明抗衡——这就是人民的向心力。在多数人眼里，南明是承继明朝三百年统治的正统汉族政权，而清朝是茹毛饮血的野蛮夷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规模的战争、武力高压并不能使广大汉族人民屈服，尤其是民族气节坚定的高尚分子。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进化、蜕变乃至融合，弥漫于全国的反清气氛不会很快消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不会口服心服。洪承畴在湖南以极大精力从事招抚工作，抓紧“事机凑合”的希望不肯放松，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招抚机括”也一度成为朝廷内外墨守的金科玉律[266]，这决非偶然。所谓的“招抚机括”应该包括争取民心、招徕士绅，分化、瓦解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群众基础等等内容，其中“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则是核心所在。俗话说，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孙可望与李定国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洪氏眼里，孙、李矛盾，就是一个可加以利用的很好“事机”，为什么他不能设想这个“事机”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从而最终从根本上消蚀对方，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他在湖南“以守为战”，“以战为守”，翻来覆去地折腾，所做的一切不正是为促使孙、李矛盾这个内因发展？衡量一个军事家是否有过人之智，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能否根据现有的条件预计将来的局面，并努力推动局面向设想的方向前进。洪承畴经略西南，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场大战，清廷寄予重望，赋予极权，无疑使他能够比较从容地制定战略战术，几臻炉火纯青的战争艺术遇上了恰逢其时的表现机会。台湾李光涛先生认为“洪承畴之经略南疆，乃在于兵马钱粮的应手，以及得力于投降榜样，而不是以战争取胜的。”[267]这是个颇有见地的看法，还需注意的是，洪氏将“投降榜样”更置于“兵马钱粮”之上，所以他认定自己能够等到“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的那一天到来。
但不幸的是洪承畴最终还是没能等到“计离贼党”从而可以“优加爵赏”的机会。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得到了上映岗土目报告的李定国动向：“逆贼李定国差伪总兵吴之凤赍伪敕令旨到镇安，称伪永历已移驻云南省，李定国锡封伪晋王，即领贼众复图犯两粤等情，并抄录伪敕书到职。职细释来文，似孙、李二逆又有复合之势。”[268]对于孙、李矛盾这种有关“招抚机括”核心内容的情报，洪承畴是绝对重视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错误的估计，给他致命一击，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导致他第一次借病乞去。
事实上，当时孙、李不仅没有可能和好，矛盾的发展反而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三个月后双方就在云南曲靖交水进行了一场大战，结果是孙可望落荒而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但洪承畴已经等不及到那一天了，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个性中足以左右其人生道路的最大弱点——极不坚定。在洪氏眼里，整整四年以来，在孙、李有矛盾的情况下，他所指挥的清军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若是两人有和好的可能，他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在他看来，南明武装简直就是一道无法打破的坚冰，在这道坚冰面前，他不禁心慌气短起来。作为一个军事统帅，洪氏无疑是有才能的，他所制定的战略思想绝对正确，他的工作事实上也被证明卓有成效，但他唯独缺少成就一个成功军事家所必备的要素，这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执着追求崇高理想和既定目标的定力。正是这个弱点，使他在十六年前的辽宁松山前线，作为明军最高指挥官，经过两个多月的徘徊、犹豫之后，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迈出了遭万人唾骂的可耻一步，投降当时的敌方后金政权；现在，历史又恐怖地重演了：退却绝不可能，前进又毫无把握，与其冒险重蹈松山兵败的覆辙，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仅仅在得到这个消息的两天之后，六月三十日洪氏就上疏以病乞休[269]。李光涛先生认为这是“避难”[270]，洵为至言。至此，洪氏自己也十分清楚：若再次兵败，不仅乞命敌手绝无可能，清廷也岂能轻饶了他？以六十有五之年，双目几瞽之身，兢兢业业，讫讫矻矻，最终落得如此境地，何苦来着？洪承畴不禁悲从中来，“陡患危笃之疾”[271]，既是无可奈何的借口，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更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全身法宝，所有的信心和力量就在这一刹那间崩溃了、消失殆尽，以绝望而避难，并非言过其实。
清廷随即批准洪氏解任[272]，并决定“经略员缺，相应不补”[273]。因此，洪承畴建议将经略营制中八旗官员、甲兵、丁壮内年貌精壮、有能力买马备器者，听湖广总督、湖广巡抚和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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