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武装用心之深沉、手段之狡诈、希望之迫切。
目前在洪承畴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过分依赖招抚政策，这是不当的，也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对此，我不敢苟同。在相持情况下，对抗双方的军事实力大致相等，短时期内在双方对峙的正面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双方斗智斗勇，可见高下的恐怕还是战场以外的领域，是双方所依托的人力、物力、财力、地理优势等等。洪承畴对如何从相持转入反攻，无疑具有通盘考虑，他的指导思想“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中就蕴含了将进行持久战的信息。不招抚就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不招抚就无法铲除抗清武装的社会基础，夺取对方的军事基地，建立稳固的防线。这些都是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必要条件，也是促使双方力量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有效手段，是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成功的可行之路。但这些条件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
洪承畴利用长沙幕府进行招抚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效。
第一，弥补了清军兵力不足、在复杂地形中无法发挥战斗力的弱点。
顺治十三年兵部有一题本，提到荆州总兵郑四维鉴于荆门近逼“寇锋”，建议将安陆驻防移至此地，但安陆所属的钟祥、潜江、景陵、沔阳等州县，因为四面环湖，“素称绿林出没之所”，东、北面的黄州、德安，也有“各寨伏莽耽耽思逞”，洪氏只得采取折衷方案，将安陆驻防一分为二，一移荆门，一留安陆[140]。显然湖北各地抗清武装占据有利地形，打击、骚扰清军，使得清兵防不胜防，守不胜守。不惟兵力不敷，即使拥有优势兵力也无从发挥，“从来满兵所到，贼即败亡”，“但鸟道羊肠，马匹不便驰骤”，湖广总督祖泽远“为此不敢吁控”满兵前来剿贼[141]。派出幕客单刀赴会，则往往可以寓奇于胜，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取得千军万马所无法达到的成功。这一点，在陈宏范等招抚黄州山寨、廖文英招抚连阳八排山寨的活动中都有典型的表现。
第二，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为转入进攻阶段奠定军事基础。
顺治十三年南明知府郭子治、知州刘亢等率士民投诚，洪承畴十分兴奋，觉得这不仅“使职多一民而贼少一助”，且“巫夔之间耕凿久驰，竟成荒土，贼之外地无委积可恃，动多掣肘。”[142]很显然，清军与南明争夺“外地”的斗争,正是相持阶段清军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加强自己力量的有效手段。
顺治十二年四月郧阳抚治胡全才全力奉行招抚政策，招到南明益国公郝永忠部下负责守卫清风寨口路的总兵谢宗孔带领所属人马投诚，部分人员被编入清军，其余的给票递送原籍[143]。这既瓦解、削弱了南明武装，也增强了清军力量，便于进行各个击破，可谓一箭双雕。
通过这一阶段的战斗，清军逐渐肃清了与云贵抗清武装相呼应、作为湖南战场依托的湖北山寨武装，广东、广西各地的苗瑶武装和抗清基地，取得了较大成果。顺治十二、三年之间，湖北蕲黄山寨武装、湘粤赣交界的苗民武装已被分化、瓦解，销声匿迹。郧襄一带活动了十几年的姚黄十三家农民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44]，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社会基础确实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削弱。
第三，动摇南明武装的军心。
长沙幕府的活动，“既为招抚榜样，更足离散贼心。”[145]削弱抗清武装的军事力量只是洪承畴的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招抚活动，达到“离散贼心”，使对方出现政治分裂。这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稍后，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
朱应升，应天上元(今南京市)人，崇祯十二年举人，在天启、崇祯年间曾与张溥、吴应萁等人结社齐盟，“以丹铅进退天下士”，令人从风而靡[146]。入清后先任颖州学官，后出为巡按御史，顺治十年转宝庆府推官，招抚流亡，抚绥残黎，不遗余力，顺治十三年因岁贡芽茶延误日期被解职。解职后，他协助偏沅巡抚袁廓宇作分化、瓦解南明军队的工作，“实心招抚”，争取到孙可望部将姜春生、姜和生、总兵王瑞泰、王仁晴、谢成龙、谢才尚及道员孙应赓等投诚[147]。这一系列投诚事件，是通过血缘、乡党关系的纽带，连瓜带蔓引发出来的，对抗清队伍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洪承畴深惜朱应升的才干，“檄至军前效用”，其“赞经略洪承畴幕，出谋发虑，动合机宜。”洪氏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一夕飞骑报敌人入境，公（指朱应升）曰：不鼓渊不整队而至者是敌内讧，非犯顺也。迟明，果孙可望崩溃来降，趋经略开门纳款军中，咸以为军中诸葛云。”[148]看来朱应升也是长沙幕府的智囊，对洪氏极具影响力，这个“军中诸葛”是否也为洪氏制定进剿云贵三个必要条件的主谋，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2、加强清军战备
洪承畴不仅利用长沙幕府的招抚活动，作了较为充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