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应于赫赫威权，洪承畴在经略西南期间，配备一庞大幕府，我们称之为长沙幕府。这是五省经略职能的产物，它的使命及工作侧重点，则显然与幕主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洪承畴离开北京前，就提出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战略思想：“臣受命为五省经略，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但此贼负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41]对于这一思想，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平贼安民”，也就是最终消灭南明抗清武装，这是洪氏经略西南的总体目标，具体行动方针则是以政治手段招抚“胁从”为主，以“真剿”的军事镇压为辅，在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及其生存土壤的基础上，通过军事决战夺取最后胜利。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表现出洪氏对当时形势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精到的，它不仅与清廷当时总体战略走势相一致，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洪氏经略西南期间所有举措的出发点——庞大的长沙幕府正是对应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的，它的特点、功用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实际上，长沙幕府就是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的司令部，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经略经制直辖的官员吏目，即长沙幕府的额定幕僚，他们均食俸清廷；二是洪氏从各处延揽的额外幕客，大多为湖南及附近地区的士绅，他们就食于洪承畴。此外，长沙府及洪氏辖下各督抚提镇参与事务关会者，也可视为幕府成员。因而长沙幕府十分庞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分复杂，来源多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下论述，原则上兼及长沙幕府的直辖官吏和幕客，当然在幕客、尤其是湖南籍幕客方面花的笔墨多一些。
一、长沙幕府的启动和扩大
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洪承畴开府长沙[42]，日理万机，十分繁忙。“日间接见文武将吏，出入亲近兵民”[43]，长沙幕府随即形成并开始启动，其成员纷纷奔赴各地，对清军收复地区实行有效管理。他们的身份大多为“军前供事”、“军前效用”或“随征”人员，都是洪氏出京携带及一路吸收的幕僚，湖南当地的幕客较为少见。
1、长沙幕府初次亮相
长沙及四周道、府、州、县的地方官，大都由幕府成员出任，这是清廷所派驻湖南的第三拨地方官，活动范围大致在岳州府、常德府、长沙府、衡州府、宝庆府、永州府、郴州府等地。
长沙道吴正中，绍兴人，原为宣城令，起家吏员，“随洪经略至湖广长沙守道”[44]。
长沙府署理知府张道澄，为原明辽东御史张铨第五子，山西沁水拔贡。崇祯十六年七月曾率自备马兵二百“儒衣从军”[45]，后任江西南康府推官[46]。顺治十一年三月赴长沙幕府，当时急需用人，即留军前行令，“署理长沙府事。”[47]在任之际，张道澄主要负责与战备密切相关的要务，如赴永州打造扒杆粮船三百只，用于转运粮饷，供应粤西官兵；在常德紧急修造战船之际，特地承命前往催督、监工，卓有成效；还会同永州道、府、州、县修理东安县颓城，费省功多。可见他是洪氏甚为得力的助手，备受器重，十二年十月，就任常德府通判。
宁乡知县蒋应泰，字汇征，顺天大兴人，由拔贡教习，擢广西兴安知县。顺治十二年过湖南，“会经略洪承畴便宜用人，留补宁乡。”[48]。出任之际，洪承畴曾嘱之“为国恤民”，因而他到任后首先改革驿站制度，取消征派民间夫马[49]。十五年八月，升补长沙府同知，所遗宁乡知县员缺由洪承畴“军前供事官彭琦”充任。[50]
宁乡知县彭琦，江南上元人，儒士。“由经略办事题授”，顺治十六年任宁乡知县，十八年卒于官[51]。
宁乡典史汪文达，上元人，顺治十五年由洪承畴委署。[52]宁乡一地，从知县到典史等掾属，都由长沙幕府成员出任，前后两任知县也都出自长沙幕府。
湘潭知县刘见龙，浙江人，原任四川昭化知县，顺治十一年，“随经略洪幕，以功授湘潭令”[53]。在任期间，修复驿递，招徕民人,盖造营房，备办军需，无不竭蹶有效。一年后，升任桂阳州知州[54]。
湘潭知县史宗尧，清苑人，内院书办，原任龙阳知县，有能声。洪承畴“留之军前，委以繁难诸事，皆能力办。”[55]顺治十三年,刘见龙升任桂阳知州后,由他继任湘潭知县，转运供给无虚日。顺治十四年孙可望投降之际，张罗受降供帐，应付“满汉重兵压潭索糗”，设处有方，巨细如约，并主持纂修了清朝第一部县志。[56]
常德府桃源知县郝宗福，旗下人员，顺治十年闰六月随赴洪承畴“军前效用”，十一年八月委管益阳船，押运宝庆粮米，“往来逆贼出没之地，险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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