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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当时堪赓已经卧病在床，但还是提醒洪氏注意湖南荒粮问题，“时大湖南北郡县叠罹兵燹，白骨青磷，荆棘千里，承畴疏免荒粮百十余万，民庆更生，人谓堪赓之惠云。”[73]
郭都贤，字天门，号顽石、些庵，益阳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十五年巡抚江西，永历时以兵部尚书召。“先是，洪承畴坐事落职，先生奏请起用。”凭借与郭都贤的旧谊，洪承畴“以故旧谒先生于山中，馈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74]洪氏广泛地利用原来的旧关系，架起了联络士绅的桥梁。
洪氏到达长沙之前发生的一宗叛案，为他争取湖南士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陶汝鼐字仲调、燮友，号密庵，宁乡人，拔贡生。与郭都贤齐名，两人“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是“楚南遗献最著”者。[75]顺治十年二月，汝鼐涉及一宗复明大案入狱，“既被逮，罪不测。其长子之典间关奔走，请代父死。郭都贤为营救于经略洪承畴，乃得释。”[76]郭都贤虽然拒绝了洪氏的招徕，但为了营救朋友，不得不出面与洪氏周旋，洪氏就此打开了局面。
实际上，周堪赓、郭都贤都曾参加抗清活动，与陶汝鼐一起到南岳联络过李定国。告密者、原南明长沙府役潘正先囿于所闻，十年二月出首告密时，以陶汝鼐为首的二十多人被捕，周堪赓、郭都贤等却成为漏网之鱼。被捕者关押在长沙府狱，受到严刑逼供，受此案牵连的湖南各地人士多达百余人(或说三百多人)。原湖南偏沅巡抚金廷献对形势变化不够敏感，仍然坚持“不可不重处以靖根诛”[77]的一贯做法，在湖南大肆淫威。洪承畴上任后，秉承清廷战略收缩的意图，一反原任地方官的政策，也改变了清廷过去处理类似复明大案的常态，对此案进行出人意料的处理。
十二年五月，洪承畴公开审理陶汝鼐叛案，“坐幕府前集中士民观听讯”[78]。审讯的结果是全部释放因抗清活动而暴露的湖南士绅，而将告密者潘正先斩首，这在清初处理诸谋反大案中是个特例[79]。洪承畴之所以特别处理陶汝鼐案件，并非是他个人仁慈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当时的战略形势决定的。此案发生后，湖南“旧绅多被系，富民悉倾其家。”[80]所涉及的士绅人数众多，影响范围极广，为了缩小打击面，极力争取各方支持力量，洪氏甚至不惜采取特殊手段（如将告密者斩首这样过激的做法），而清廷对此并无异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廷战略收缩的力度和后劲。通过这个机会，洪承畴迅速改变了对清军十分不利的微妙形势，取得了稳定局势、争取民心的主动权，这才是此案处理结果的奥妙所在。
洪承畴还以招聘入幕的方式，大张旗鼓对湖广各地的头面士绅进行争取工作。
刘亨，字康侯，湖北江陵人，是洪承畴考进士时的房师（坐师）刘楚先的孙子。洪氏出征湖广，道经江陵，“酹酒楚先墓，辟亨参谋幕府”，刘亨称疾不从，还在房中挂上倪元镇的画像表示自己的志向[81]。
谢四新也是拒绝洪氏聘请的湖广士绅之一，洪氏到达湖广之后，“遣人请谢四新，不至，答诗四首。”内有“还乡大将师南举……姓名原是旧征辽”之句，表明自己“顽民性癖爱丘山”，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的心迹[82]。谢四新也与洪氏有旧，不肯改变遗民立场，拒绝了洪氏的招徕。
王嗣乾，湖南邵阳人，与兄嗣翰均为南明丙戍(1646年，清顺治三年)举人，明亡不仕，“洪承畴欲招致之，不得。”[83]北路王氏，是邵阳甲族，嗣乾与同郡车以遵、武冈潘应斗、攸县刘友光等人交好[84]，都是宝庆地区著名的遗民代表人物。
车鼎瑛，邵阳人，“车氏固邵阳巨族，当鼎革之际多逃匿深山不出。”唯独鼎瑛例外，应召至洪氏幕府任材官，并“至新化招张圣域兄弟”[85]，因此得到会同教谕的酬报[86]。
车鼎瑛前往招徕的张氏兄弟出于新化大族，与邵阳车氏旗鼓相当。张圣域，字定远，新化人，崇祯八年拔贡，累官衡州教授、衡阳、万安知县。归乡后，与兄圣型结茅严塘，教授生徒以自给，足迹不履城市。入清，“经略洪承畴遣材官车鼎瑛征之不起”[87]。张氏兄弟多人，均隐居不仕。
张圣型，字九畴，少负不羁，博洽能诗，崇祯改元恩贡，仕至连山县令。崇祯三、四年间归隐三江口，闭门课子，二十余年足迹不履城市，著有《江海长啸集》。弟圣垣、圣域、圣陛、圣都能诗善画，圣为崇祯三年武举。[88]
张圣陛，字九仪，明诸生，明末弃儒服，业医，“亦有托而逃也”。圣陛兄弟六人均以文章气节显著，被称为“高士萃于一门”[89]
洪承畴以车氏为媒，招徕张氏兄弟，可见他对湖南的世家大族是十分注意的。车氏称为“白马田车氏”，先世籍江南镇江，元末出仕广西平乐，因世乱留居当地。明永乐年间仕宦相继，景泰年间始迁宝庆，定居邵阳。车承道，万历进士，仕至浙江左参政。大任、大衡、大乘、大聘、大敬等均有功名[90]。“车氏名宿甚多，大任实为之倡”[91]。车大任与张居正曾孙张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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