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失陷落职，“往来宝庆为寓公最久”[108]，后归里。顺治十三年，在尚书王永吉的推荐下，进入洪氏长沙幕府，“片语倾动洪丞相”[109]，“遂命而述参其军事……绘黔楚山川形胜并战守方略井井”[110]，得补衡州兵备道，后升湖广分巡上湖南道副使，管云南右布政事，卒于左布政职。
刘自烨，字鱼计，号杜三、鸾佣，攸县人，明崇祯九年举人[111]。为人豪侠，富有才气，曾献计助明朝官军剿灭农民起义军[112]。顺治十三年，在长沙幕府与彭而述相交[113]，后任推官，以裁缺改补沙河知县，居官有声，升行人，未任卒。著有《香山草堂诗十种》、《南园杂述》、《批注李文正乐府》、《胥抄》等[114]，并纂修了清朝第一部《攸县志》。康熙以后改名友光。
周应遇，号鹤泉，善化贡生。“入经略洪承畴幕，题补云南迩海道，在任三年，以清廉著，未几归。”[115]而他原来的身份是“伪投诚按察司”[116]，可见周应遇原服官永历政权，后降清进入长沙幕府。
与周应遇情况相似的还有廖文英。廖文英，广东连州贡生，崇祯年间曾任南康府推官[117]，在南明，仕至巡抚。顺治十一年降清，为洪承畴“效用军前”。次年被“委往湖南两粤交界八排瑶山地方安抚瑶目人等。山深人众，各就安插，取有归顺甘结。”升任衡州府同知[118]。投诚人员进入长沙幕府，人数众多，档案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洪氏利用他们熟悉南明内情的优势，从事分化、瓦解抗清武装的工作，颇见成效。
郑斌，沅州人，顺治时官教授，“十五年随经略洪承畴恢复沅州，改擢本协副将。”这时，清军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对于苗民中仍存在武装抗清的现象，郑斌“威惠交济，苗民皆安生乐业。”[119]
王钟，字价生，四川垫江诸生，“多智略，强记诵，随经略洪公平定云南，檄致山林，安辑苗瑶。”[120]王钟虽是四川人，但因流寓湘乡，得以进入长沙幕府。
周之翰、张大慧、张大奇，三人与邵阳车鼎瑛同时“以事经略得官”。周之翰，新化人，以功任广西昭平知县；张大慧，武冈人，生员，官贵州永从知县[121]；张大奇，武冈人，洪氏荐任云南嵩明州知州[122]。以上人员大都是洪氏招抚、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得力助手。
罗君聘，字文奎，湘阴人，顺治中从大学士洪承畴经略湖南、云贵。当清军三路大兵到达云南时，粮饷运输跟不上，不得不分驻宜良、富民、姚安等处就粮，洪氏“以君聘督转运，有成劳，檄授姚安通判。”[123]
彭应，字钦约，石门人。顺治时效用广东，擢广西千总。“奉经略洪委，运粮有功，改升庆远府沙池州州同。”[124]这是两位熟悉地理方位、道路布局，专门承担粮饷运输重任的幕客。
傅有钟，会同人。“经略洪承畴称其才猷练达，智识明敏，授中军都司职，后随征有功，授参将。”[125]
梁国豹，字腾云，耒阳人。“少有勇略，顺治五年洪阁部驻衡，招集勇敢进剿滇黔，应命随征有功，题授副总职衔。”[126]他们都是幕府中的武士，或出身名门，敦行好义，或英勇机智，明敏练达。他们的入幕，无疑使洪氏遽得劲助，如虎添翼。
这些新加入长沙幕府的成员，大都在明朝已博取功名，且各有所长，不是能征善战的果敢之士，就是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有的还在南明身居高位，是抗清队伍的中坚分子。他们转变立场，进入长沙幕府，也许各有不同动机，或为追求进一步功名，或者为有所作为，但无论如何，洪氏的感召也起了不小作用，说明招抚策略还是成功的。他们进入幕府，承担各种战略任务，不仅直接削弱、瓦解了抗清武装的有机组成力量，还以他们身体力行作为社会上普通民众的观瞻马首，打击了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成为洪承畴实现其既定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
二、长沙幕府对西南战局的影响
洪氏出京前业已决定的战略思想，即以政治手段招抚“胁从”为主，军事决战为辅的方针，至此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长沙幕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故在此稍加铺叙。
1、削弱、瓦解抗清武装
在长沙幕府中，有专职从事招抚活动的幕僚，他们的任务，就是利用新招徕幕客的社会关系，前往抗清武装活跃的地区，进行招抚工作。
周师忠，镶白旗下阿达哈哈番。顺治十年六月洪承畴“请旨调发随征”，十一年三月到达湖南，“专用以力任招抚”，在十一年七月内，招到南明总兵胡跃龙等多人，又招到南明将军李有实等，受到嘉奖，升职广西分守左江道参议[127]。周师忠所招到的南明将军李有实，是湖北黄州山寨武装的领导人之一[128]。
黄州府位于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交界地带。湖北的蕲水、黄州、麻阳、罗田，安徽的潜山、太湖、英山、霍山，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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