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展屯田

　　湖广军前的屯田，是当时全国性屯田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53]。洪承畴接受幕客建议，普遍在各地推行屯田，作为恢复社会经济的基本措施之一。
　　到达长沙之后，洪氏“念赋重土荒，分遣屯田，官给牛、种，岁征子粒，贷其赋三年，增赋十数万而无损于民。”[154]湖南在清初经过几次反复，饱受战争破坏，经济凋敝，人民逃亡，生产几乎处在停顿状态。在逼人的现实面前，幕客张旭初提出的屯田建议受到了重视。
　　张旭初，字熹若，山东临朐人。顺治三年进士，授辰州推官，以道阻赴任违限，落职归里。顺治十年洪承畴经略西南，“总督力荐，复补长沙”[155]，“征赴军幕以参谋画”。他建议湖南兵燹频仍，师难宿饱，“非屯田积粟”，不能经理两粤，更谈不上进剿滇黔。“大臣深然其议”，即分派他经理宁乡，“辟地七千二百有奇”，后来又到长沙协助管发放军粮四万余石[156]。看来，张旭初的建议很快得到反响，他本人在长沙幕府的工作，也很见成效。
　　明代以来就有卫所屯田的军屯制度和移民屯垦的民屯制度，洪氏屯田即是这些制度的酌情应用[157]。酃县知县李朝事记载：“明邑田额粮七千石……(顺治)十一年大兵廓清，虽陆续招集，苦无农具，经略洪承畴给发牛种，民渐居业。余履任后，单骑躬亲劝垦，今已开三千九百七十七石零。”[158]在攸县，顺治十一、二年，曾两次由经略洪承畴“给发牛种垦田”，垦出田地四十二顷九十亩，并一直延续下去[159]。蒋应泰在宁乡“兴屯奏效”[160]；吴弘道出任沅江知县前，主要从事“开垦屯田及采办军需”[161]等等，可见屯田在当时是具体责成幕客和地方官在各地普遍实施的。通过屯田这种形式，带动垦复抛荒田和开种成熟的荒闲田，起了促进各地恢复生产的作用。
　　当然，屯田的收入用来补充军需，这才是洪承畴在湖广大力推行屯田的原动力。顺治十六年，洪承畴曾提到“十一年起至十四年止，凡湖南屯田、江西折米及职军前盐利、木利生息，接济军需，各项奏效文册，职俱一时并行督造。”[162]在此，也不排除直接调拨军前将士从事屯田的可能。
　　总之，在洪氏派出大批幕客从事屯田或管理工作以后，各地逐渐恢复了生产和社会正常的秩序，军需也得到一些补充。如衡阳县，顺治十二年“经略大臣洪承畴征云贵，驻府城，治兵、增民田粮。”，十五年，“始开征垦荒粮”[163]，我想，这荒粮中可能也有部分屯粮。而“增民田粮”则是在民田中普遍增收的田赋，也用以补充军饷，即所谓的“洪饷”。

　　(2)征收“洪饷”

　　在经略西南期间，洪承畴在所能控制的区域内增收田赋，这就是“洪饷”，也称九厘银：“(顺治)十二年经略洪承畴征云贵，驻府城，治兵增民田粮，即九厘饷，民间谓之洪饷。”[164]
　　“洪饷”实际上就是明末加派的“三饷”之一辽饷，万历四十六、七、八年加增，标准是每亩加增银九厘，后再加三厘。清廷所标榜的废除明朝弊政、蠲免“三饷”加派的誓言由于现实的原因无法兑现。“九厘银……国初免征，后因云贵用兵，经略洪奏征充饷，遂成定例。”[165]原来湖南各地的正赋有漕运、南粮，以秋粮形式征收，还有夏税丝、夏税麦、夏税农桑丝，新增绢价、颜料、条编银、丁银等项目，至此，九厘饷即辽饷又成为一项“新”的科条。“洪饷”起征的时间，各地先后不一，湖北是顺治九年，湖南则以清廷实行有效统治的先后为序，宁乡在顺治十一年，多数地方为十二年，如衡阳、清泉、耒阳、安仁等地[166]。南明占领区内当时则无法征收。顺治十四年清廷将九厘银作为正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式列入《赋役全书》中，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167]。所以，湖南长沙府的三项主要税源——民赋、更名、屯卫中，“地亩另派”的九厘饷银在民赋、更名中均有征收，与杂课等都“按亩摊征，分部起解”[168]。

　　(3)造船运粮，保证后勤供应

　　屯田与征收洪饷，虽然可以补充部分军需，但湖南毕竟是兵燹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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