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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和左翼全节考虑无法“舍省城以援梧”，不敢贸然移动，何况“离桂林千有余里、离梧州将二千里”的湖南官兵。相距遥远，这固然是一个交待得过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孙逆党众见占距辰州、沅州、武冈各处”，湖南官兵不敢“遽以他发”[222]。这虽然说的是顺治十一年六月时的情况，但到年底局面并没有丝毫改变。如果洪承畴以湖南官兵截李定国归路，他需不需要为自己的后路担心？“孙逆挥我官兵往援，以靖、沅贼兵截断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进退无据，反置孤兵于徼外，何以自全？”[223]从湖南赴广西作战，前出地就是永州。而永州正是从长沙、衡阳到粤西一线粮饷运输的中转站，若永州之兵空巢而出，占据沅州、靖州的孙可望部将从武冈、城步、新宁等地暗度陈仓，截断粤西运粮饷道，李定国若再杀一个回马枪，湖南官兵不能全身而退已成不了之局，广西官兵又势必再演一出魂断桂林的悲剧。这样的危险，洪承畴是冒还是不冒？
联系当时湖南官兵的实际情况，洪承畴也不能仓猝出兵。
李定国在广西发动夏季攻势时，湖南境内的清军并非平安无事。
十一年六月，洪承畴麾下官兵叛逃，引起自上到下极大的震动。三月，洪承畴初抵湖南，即以李本深、胡茂祯、张鹏程等进驻常德，抢占制高点。而他们所打的第一仗就是“于常德各处要口前后堵截”，捉拿逃兵，对象是洪氏亲自点名从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调集的边堡“堪战”官兵。当时提督刘忠、旗下官白广恩、副将王平等率陕西、宁夏固原等处官兵经长途跋涉到达长沙，准备分发附近州县就粮休整。恰遇贝勒屯齐等班师，宝庆附近的战略要地随即被孙可望部将夺回，“逆贼随坐塘于邵阳县之隆回、和尚桥等处，离宝庆府城止一百余里。”洪承畴不得不立即将人疲马乏的陕甘官兵投入战场，抢先占领战略要地宝庆。此时宝庆“三面临贼，孤悬一隅，城内无又百姓，城外东关百姓不多，市上全无盐菜各项。”陕西官兵本来已疲惫不堪，到达宝庆，又缺房少菜，加上水土不服，疾病大作，五月五日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共逃走官兵193名，后追回108名。洪承畴不禁十分泄气：“职任经略抵湖南方及两月，逃兵之事，一见于岳州，再见于宝庆，是兵不能御，何以剿贼？”[224]从全国各地调集的官兵尚未齐集，就发生两起逃兵事件，军心如此不稳，如何出兵“剿贼”？因此，洪承畴力行整顿，从人马到器械，决心练出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十二年的上半年[225]。从洪氏亲自指挥的经略营制在十二年五月才完成编营的情况看，整顿队伍的工作可能延续了一年多。如此，则十一年底，仓猝指挥不能“剿贼”的部队出击李定国名为败军但身经百战的军队，这在我们看来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谓的仓猝，还包括其他与战备有关的因素尚未具备。宝庆发生逃兵事件时，原宝庆中路总兵官许天庞分防新化及常德尚未回来，偏沅巡抚袁廓宇“到任未及一月，抚标并无战兵”，他单骑赴任，率领内丁数十名匆匆忙忙赶到宝庆，“督率道府各官修盖营房，备办粮草”[226]。左路总兵官张国柱调到永州驻防，地方官也没有做好准备，长沙幕府的黄中通顺治十二年上任，首先就是招集流亡，修城造房，着手恢复工作。清军虽然夺回了湖南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但大都为颓城或空城，安排驻守，布置防线，需要时间。湖南西部的沅州、靖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然在南明掌中，与江西、两广交界的郴州、桂阳等地，又不断受到“红寇”的骚扰[227]，湖南本身尚且危如累卵，又如何能分兵四向？
最后，说穿了，洪承畴手中也是无兵可出。
退一步说，即使经过半年的整炼，洪氏调到湖南的各地官兵可以胜任作战任务，也能适应当地的环境，那么洪承畴在顺治十一年底可以支配的兵力仍然严重不足。当时湖南除了长沙、常德、衡州驻有重兵外，宝庆、永州等地的驻防尚在安排、调济之中，顺治十一年洪承畴唯一完成的战守布置是新设两桂营和宜郴营，并出兵剿灭了“红寇”[228]。正因为兵单力薄，他才不断呼吁，要求在湖北、湖南、广西各处添兵设将，才会有十二、三年之间大规模的增兵添将的举措。“湖南地方辽阔，冲口甚多，逆贼窥伺非止一处，而见在官兵甚为单薄，顾东遗西，顾南遗北。战守尚难分布，开拓未有根基”。[229]这是十二年底的情形，那么，十一年底只会更槽，顾东遗西，顾南遗北的情形只能更加繁重，洪承畴实际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前所述，顺治十二年以后，清廷在湖广前线陆续添设多处驻防，五月，经略营制也正式编设成营。在此之后，洪承畴的军队才有可能稍加展布。如刘文秀等以六万大军水陆两路进攻常德时，洪承畴自己坐镇衡州指挥，调发经略标中营、后营副将刘应志、卜世龙赴宝庆协防，以前标总兵南一魁到广西会剿[230]，洪氏分兵赴广西作战，至此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第二个问题：顺治十三年十月，洪承畴为什么弃辰州而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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